对待经学，朱由检非常慎重。

    即使他想用新学问取代理学，仍旧表示要继承二程、朱熹的注释，在其基础上点校修缮。

    避免学习四书五经的士子无法适应，科举考试产生混乱。

    但是对于史学，他就毫无顾忌了。

    把宋儒开创的义理史学全部掀翻，直接抛在一边。

    这种激烈的态度，让群臣很不适应。

    刘宗周道：

    “五代之后，人心丧乱。”

    “宋儒以理阐史、以史证理，使理义大本复明于世，焉能称为错焉？”

    “陛下所学《资治通鉴》，便是宋儒司马光编撰。”

    指明义理史学的意义和《资治通鉴》的重要性，这在大明是显学。

    不但民间学习，就连皇帝的教材，也有《资治通鉴》。

    朱由检此前多次被群臣建议学习通鉴，甚至还不得不听了几课，对此当然知道。

    不过他对这部书并不怎么感冒，说道：

    “义理史学，自然有其意义，但是已不适合当前这个时代。”

    “你们可有人记得，朱子是怎么评价《资治通鉴》？”

    朱熹评价司马光和《通鉴》的话语很多，其中有褒有贬。

    但是皇帝这样询问，显然不是善意，钱谦益揣摩皇帝心意，说道：

    “朱子曾说：温公《通鉴》，凡涉智数险诈底事，往往不载，却不见得当时风俗。”

    “如陈平说高祖间楚事，又如亚夫得剧孟事，《通鉴》皆不载，是不知当时风俗事势也！”

    “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

    这是对《通鉴》的批评，很符合朱由检的意图，让他龙颜大悦。

    其他臣子见此，自然也知道了怎么说，纷纷开始出言。陈继儒道：

    “朱子又曰：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此类多矣。”

    “其编撰《通鉴》时以义理为先，谓为‘新义胜旧义，新理胜旧理’。”

    “只要‘史有记录之害义者’，那就‘不可不正’。”

    “名为记述历史，其实在讲经义。”

    朱由检颔首认可，又向倪元璐道：

    “这种先定义理，再剪裁史料的做法，是否符合倪卿所说的‘不直书而加论断’呢？”

    “《三朝要典》，是不是义理史学？”

    倪元璐闻言两眼睁得大大的，不敢相信皇帝竟然这么说——

    把自己评价《三朝要典》的话，用于评价《资治通鉴》。

    他很是忿怒地说道：

    “那能一样吗？”

    “温公是为了阐述义理，逆竖是为掩盖其非，所述全是歪理。”

    怒喷皇帝一通，请他收回这句话。

    朱由检见他如此破防，心中毫无愤怒，反而有哑然失笑之感。若非是在经筵上，只怕会大声笑出来。

    心中不认可这种双标的话语，朱由检面对群臣，却不得不耐着性子道：

    “无论义理还是歪理，都称得上道理。”

    “义理史学可以剪裁史料，歪理史学为何不可以？”

    “所以朕说，宋儒开创的义理史学，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

    “《三朝要典》，是义理史学的巅峰，它已经走入了邪路，不可不引以为戒。”

    这种把《三朝要典》当成义理史学的说法，群臣都觉得难以接受，倪元璐大声说道：

    “陛下，《三朝要典》歪曲事实，甚至矫诬先帝、伪撰宸篇。”

    “它不是正经史学啊！”

    朱由检听他如此狂躁，有些不耐烦道：

    “《资治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记述巫蛊之事。”

    “又引《禄山事迹》、及《天宝遗事》诸野史，记述杨妃洗儿事。”

    “此等记载，近乎秽史，安能说司马光没有歪曲事实？”

    “只不过相比《三朝要典》，歪曲得更少而已。”

    “但是它们的治史办法，却是一脉相承。”

    “如果仍用义理史学治史，倪卿如何保证，不被扭曲成歪理史学？”

    一番话语，说得倪元璐有些词穷。

    他虽然仍不认可皇帝所说，却也开始认识到：

    剪裁扭曲史料，不是正人君子的专利。

    小人学会了这个，同样能用这种办法，讲述他们的歪理。

    钱谦益这时跳出来道：

    “陛下所言甚是，治史当秉笔直书。”

    “朱子曰：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

    “今人当按此治史！”

    朱由检颔首点头，向钱谦益道：

    “钱先生这个认识不错。”

    “今后治史，要以事实为先。可以有显有晦，却不可剪裁歪曲。”

    “只要把事实讲述出来，其中善恶曲直，人们自然能够分辨。”

    “不可在治史之时，不直书而加论断。”

    彻底判了义理史学的死刑，指明史学以后要如何发展。

    这番话语，旁人听着还没什么，钱谦益却想到了皇帝曾提到的实证史学，心中极为喜悦：

    之前他只是为了迎合皇帝说了几句话，没想到被送来如此大礼。

    皇帝说的治史要以事实为先，可不就是指实证史学吗？

    如果能把义理史学推翻、用实证史学取代，他钱谦益在史学上的地位，就有可能高于司马光、司马迁。

    这个光明的前途，让他的心情陷入狂喜——

    就算在经学上不如刘宗周，在史学上一定能超越。

    满怀动力之下，他积极支持皇帝的实证史学，认为义理史学，确实已走到了末路，应该被新的史学取代。

    有了他的带头，陈继儒、陈仁锡等人，同样附和起来。

    义理史学变得人人喊打，认为这种治史办法，已经应该抛弃。

    黄立极等《三朝要典》的编撰者，脸色则是一阵黑一阵白。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编撰的《三朝要典》，竟然成了义理史学的巅峰之作，甚至把这门学问判了死刑。

    连《资治通鉴》都被连累，地位开始下降。

    通鉴学这门在大明很流行的学问，开始走向衰落。

    如此变化，让他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们编撰《三朝要典》的时候，可从来没想过这一点。

    不过想想自己编撰史书时确实受前人影响，黄立极等人的心情又稳定下来，再想到自己正在编撰的编年史，他心中又有些得意：

    通鉴也是编年史，这门学问地位下降，他的编年史就能流行了。

    说不定再过些年，编年史学就有可能取代通鉴学。

    大明的史学，自此开始大变，完全脱离宋朝的痕迹，甚至独立于经学。(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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