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安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没跟陈远去一趟边关。不是巡边的那种去，是真正地去看一看——看看边关的风沙有多大，看看守城的士兵冬天穿多厚的棉袄，看看荞麦花开的时候，到底是不是真的像雪一样白。他一直想去，但一直没去成。年轻的时候是父皇不让，说皇帝不能轻离京师；等他自己当了皇帝，朝中的大臣又说，陛下若是去了边关，京城怎么办？朝政谁处理？他想想也对，就没去。后来陈远老了，回边关种田了，他更想去了。但大臣们又说，边关苦寒，陛下龙体要紧。他听着这些话，心里知道，他们不是怕他受苦，是怕他走了以后，有人趁虚而入。赵安有时候觉得，当皇帝这件事，最大的代价不是累，是不自由。

他第一次见陈远，是在父皇的御书房。那年他十五岁，还是太子。父皇让他来听政，说“你听听陈远怎么说，学学”。他站在屏风后面，偷偷看着那个穿银甲的人。那人跪在地上，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父皇问他边关的事，他答得有条有理，不急不躁。父皇又问朝中的事，他想了想，说：“臣不敢妄议朝政。”父皇笑了，说：“朕让你说。”他说：“陛下，臣以为，朝政之事，当以文官为主。武将不该插手太多。”父皇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赵安站在屏风后面，心想：这个人，不贪权。

后来他渐渐知道了陈远更多的事。他在边关打了多少仗，杀了多少敌人，受了多少伤。他听说陈远在边关和士兵同吃同住，不搞特殊；他听说陈远的未婚妻是个女将军，比他还厉害；他听说陈远在朝中被人弹劾，说他拥兵自重。赵安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拥兵自重，但他觉得，陈远不像那种人。一个连朝政都不愿多嘴的武将，会拥兵自重吗？他不会。

他真正信任陈远，是在平叛之后。广陵王ZF，朝中一片慌乱。有人说出兵，有人说招安，吵了几天，没个结果。陈远站出来，说：“陛下，臣愿领兵南下。”赵安问他：“你有把握吗？”陈远说：“有。”就一个字。赵安看着他的眼睛，那眼睛里没有犹豫，没有畏惧，只有一种东西——笃定。他忽然想起父皇临终前说的话：“陈远这个人，可以信。”他信了。

陈远果然没有让他失望。广陵之乱，一个月平定。消息传到京城，赵安在朝堂上连说了三声“好”，高兴得差点从龙椅上蹦起来。他看着满朝文武，忽然觉得，有陈远在，他心里就踏实。就像屋里有一根柱子，看着不起眼，但你知道，天塌下来，它替你扛着。

陈远辞官那年，赵安心里空了很久。他坐在御书房里，看着窗外那棵柿子树——那是陈远亲手移栽的，栽下去时只有筷子那么高。他有时候会想，老师现在在做什么？是在地里拔草，还是在院子里晒太阳？穆将军给他做饭了没有？他吃得好不好？他会不会想京城？他想写信去问，但每次提起笔，又放下了。他不知道该写什么。写“老师，我想你了”？太肉麻。写“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老师说了，每年秋天回来。他不能催。

每年秋天，陈远回京的那一个月，是赵安一年中最开心的日子。他会提前把朝政处理完，空出时间，和老师一起散步、聊天、骑马。老师老了，骑不动快马了，他们就慢慢地骑，沿着城墙根走一圈。老师会跟他讲边关的事——荞麦收成好不好，院子里的柿子红了没有，周猛的战车又加了什么新装备。他听着，偶尔插一句嘴，不多说。他怕说多了，老师会嫌他烦。其实他知道，老师不嫌他烦。老师看着他，眼神里总是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欣慰，又像是心疼。

永安十五年冬，父皇病重。赵安守在病榻前，看着父皇一天比一天瘦。父皇临终前，把陈远叫到床边，单独说了很久的话。赵安站在外间，什么都听不见，只看见老师出来时，眼睛是红的。他把一道黄绸塞进怀里，贴身放着。赵安没有问那是什么。但他知道，那是父皇留给老师的护身符，也是留给他的。父皇在替他铺路，铺一条没有荆棘的路。

父皇走后，赵安继位。那年他十四岁。他坐在龙椅上，看着满朝文武，心中又慌又怕。他想起老师说的话——“陛下，先听，先看，先想。不说，不做。”他照着做了。他听了三个月，看了三个月，想了三个月，然后才开始说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传太师陈远。”那天老师在边关，赶不回来。他等了半个月，老师回来了。老师跪在他面前，说：“陛下，臣来迟了。”他扶起老师，说：“不迟。老师来了，就好了。”

建熙二年，老师第七次上书请辞。赵恒不想批，但他知道，老师真的老了。老师跪在御书房里，跪了整整一个时辰。赵恒坐在龙椅上，看着老师的白发，想起小时候老师握着他的手写字的样子。老师的手很大，很暖，把他的小手包在里面，一笔一划地写了一个“人”字。老师说：“殿下，‘人’字一撇一捺，互相支撑。做人也是这样，要有人撑你，你也要撑别人。”他那时候不懂，现在懂了。老师撑了他一辈子，现在老师累了，该他撑老师了。

“陛下，臣不能没有内子。臣答应了穆桂英，要陪她回去种荞麦。”

赵恒听老师说完这句话，点了点头。他走下龙椅，扶着老师站起来，用力握了握他的手。

“老师，您还会回来吗？”

“会。每年秋天，臣回来看看陛下。”

老师说这话时，眼神很亮，亮得像边关的星星。赵恒相信他。

后来老师真的每年秋天都回来。一年，两年，三年……整整十三年。老师没有食言。赵恒有时候想，如果老师当年没有辞官，一直留在京城，会不会活得更久？京城有太医，有好药，有更好的条件。但他又知道，老师不会快乐。老师是边关的人，边关的风沙、边关的月亮、边关的荞麦花，才是老师想要的。他不能为了自己，把老师困在京城这个笼子里。

建熙十五年秋，老师没有回来。

赵恒等了整整一个月，从九月等到十月，从十月等到十一月。他每天站在御书房窗前，看着那棵柿子树，等着那个穿着旧棉袄、骑着老马的身影出现在宫门口。他没有等到。十一月十五，边关传来消息——陈远病逝。赵恒正在批折子，手中的笔停了一下。他放下笔，站起身，走到窗前，站了很久。

“老师，柿子红了。”他轻声说。

没有人回答他。风吹过柿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

老师下葬那天，赵恒没有去。他怕自己去了，就回不来了。他坐在御书房里，批了一整天的折子。批到半夜，太监来催他休息，他说：“再批一本。”又批了一本，又说：“再批一本。”批了一本又一本，直到天亮。他批了整整一夜的折子，批完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梦见老师了。老师还年轻，穿着银甲白袍，骑在高头大马上。他站在城门口，仰着头看着老师。老师勒住马，低头看着他，笑了笑。

“陛下，臣回来了。”

赵恒醒的时候，枕头上湿了一片。

多年以后，赵恒也老了。头发白了，腰也弯了，御书房窗外那棵柿子树，已经长得比他高出许多。每年秋天，柿子红了的时候，他都会摘一个，放在案头，看几天，舍不得吃。有一天，他忽然想明白了，为什么老师当年要种这棵树。老师不是在种树。老师是把他的一截命，留在了这里。

赵恒六十岁那年，最后一次巡边。他去了雁门关，去了那片荞麦地，去了老师的墓前。墓前立着一块青石碑，碑上写着五个字：“种荞麦的人”。他蹲下来，摸了摸那五个字，一笔一划地摸，像是在摸老师的脸。

“老师，朕来看你了。”

风吹过来，荞麦花在风中摇曳。粉白色的花瓣落下来，落在他的肩上，落在他的白发上。他摘了一朵荞麦花，别在衣襟上，像老师当年教他的一样。

“老师，荞麦花开了。”

他站起身，看着远处的草原。夕阳西下，把整片草原染成了金色。

赵恒转过身，对身边的随从说：“走吧。”

马车辘辘南行。他掀开车帘，最后看了一眼那片荞麦地。

荞麦花还在开，风还在吹。有些人走了，但好像又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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