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蛋站起来，吸了吸鼻子，唱了一首放牛歌：

“小牛小牛，快快走，

山上青草，吃个够。

太阳下山，回家去，

娘煮的粥，香又稠……”

他唱得跑调，但很用力，仿佛要用歌声把肚子唱饱。

唱完了，他舔舔嘴唇，好像真的闻到了粥香。

接着是二娃，他唱了一首童谣：

“扯大锯，拉大锯，

姥姥家，唱大戏。

接闺女，请女婿，

小外孙，也要去……”

唱到“小外孙，也要去”时，他笑了，露出缺了门牙的嘴。

他没见过姥姥，没见过大戏，但听娘唱过，就记住了。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唱，唱的都是山歌，童谣，都是他们从爹娘那里学来的，从生活里听来的。

没有伴奏，没有乐谱，但那是他们的歌，是他们苦难生活里，开出的花。

常少莲听着，记着，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想起在北平，在音乐课上，她教孩子们唱舒伯特，唱莫扎特，唱那些优雅的、高贵的曲子。

可那些曲子，离这些孩子太远了。他们需要的，是能唱出他们生活的歌，是能让他们在黑夜里看见光的歌。

“先生，”铁柱最后一个唱，他唱的是《苏武牧羊》，是苏清墨前几天教的，“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

他唱得不好，但很认真，很用力。

唱完了，他看着常少莲：“先生，我唱得对吗？”

“对，很对。”常少莲擦擦眼泪，走到孩子们中间，“你们唱得都很好。这些歌，是你们的歌，是北安河的歌。

以后，你们要经常唱，唱给爹娘听，唱给弟弟妹妹听，唱给自己听。

高兴的时候唱，难过的时候也唱。

歌能让你们记住，生活再苦，也有甜的时候。”

她从随身带的布袋里，掏出几个用竹片做的小乐器——是这半个月，她抽空做的。有竹笛，有口弦，有简单的响板。

“这个，留给你们。”她把乐器分给铁柱、招弟几个学得快的孩子，“我教你们怎么吹，怎么弹。

以后，你们可以给自己唱歌伴奏。”

她手把手地教，教铁柱吹竹笛，教招弟弹口弦。孩子们学得很认真，很快，祠堂里响起了不成调的笛声，叮叮咚咚的弦声，和孩子们的歌声混在一起，虽然杂乱，但充满生气。

“音乐是什么？”常少莲看着这些稚嫩的脸，这些认真的眼睛，轻声说，“音乐不是只有钢琴小提琴，不是只有贝多芬莫扎特。

音乐是心里有话，说不出来，就唱出来。

是高兴了想唱，难过了想唱，累了想唱，有力气了想唱。

这些竹笛，这些口弦，就是你们的钢琴，你们的提琴。

用它们，唱你们的歌，唱你们的生活。”

孩子们似懂非懂，但他们都记住了先生的话：歌要经常唱，唱给自己听。

常少莲知道，也许明天，这些竹笛就会丢在角落，这些口弦就会忘记怎么弹。

但至少今天，他们唱了，他们笑了，他们用音乐，表达了他们想说却说不出的话。

这就够了。

祠堂的另一角，谢安平也在上他的最后一课。

不过，他的学生不是孩子，而是几个经常在镇上做点小买卖的村民。

“谢先生，你昨天说的那个‘记账’，我回家想了半宿，还是没想明白。”

一个卖山货的老汉挠着头说，“我卖蘑菇，卖核桃，都是人家给多少，我收多少，记那玩意儿干啥？”

“李大爷，记账不是为了麻烦，是为了清楚。”

谢安平拿出一个小本子，翻开一页，“你看，这是你昨天的账。

你早上背了五十斤蘑菇去镇上，对吧？”

“对。”

“卖了多少钱？”

“嗯……三毛，五毛，一共……一块二？”

“你看，你自己都不清楚。”

谢安平指着本子，“我帮你记了：张掌柜，两斤，三毛；王寡妇，一斤，一毛五；赵铁匠，三斤，四毛五……一共卖了八个人，总收入一块二毛五。对不对？”

老汉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一拍大腿：

“对！是一块二毛五！你看我这脑子……”

“这不是脑子不好，是没记。”

谢安平说，“你不记，今天卖了，明天就忘。

忘了，人家少给你钱，你不知道；你自己算错了，也不知道。时间长了，亏了赚了，都是一笔糊涂账。”

“是这个理儿。”

另一个卖鸡蛋的妇女点头，“我上次卖鸡蛋，明明带了三十个，回来数钱，少了一毛。想半天也想不起来，是哪个王八蛋少给了。”

“所以得记账。”

谢安平又翻开一页，“不光记卖了什么，卖了多少钱，还得记本钱。

比如李大爷，你的蘑菇，是山上采的，没本钱，但花了工夫。

你的工夫，也是本钱。

王婶，你的鸡蛋，是鸡下的，但鸡要吃食，鸡食就是本钱。

把这些都记下来，月底一算，才知道是赚是赔。”

“赚了赔了，不都得过？”

老汉苦笑，“赚了，多吃一口干的；赔了，就喝稀的。记不记，有啥区别？”

“有区别。”

谢安平认真地说，“记了账，你就知道，哪种货好卖，哪种价合适，哪天人多，哪天价高。

知道了这些，你就能多赚钱，少赔钱。

比如，你发现蘑菇在集上卖得比散卖好，你就等着集上再卖。

你发现核桃在秋天便宜，在冬天贵，你就秋天多收点，存到冬天卖。这不就多赚钱了？”

村民们听着，眼睛渐渐亮了。

他们做小买卖，都是凭感觉，从来没想过还能这样“算计”。

“还有，”

谢安平拿出几个木片，上面刻着简单的符号，“这是我给你们做的‘账牌’。

一个符号代表一种货，一个符号代表一块钱，一个符号代表一毛钱。

你们不识字，就用这个。

卖了什么，画个符号，收了多少钱，画个符号。

晚上回家，找我，或者找铁柱，帮你们算。

时间长了，你们自己就会了。”

他把“账牌”分给大家，手把手地教。

这个符号是蘑菇，那个符号是鸡蛋，这个是钱，那个是秤。

村民们学得慢，但很认真，因为他们知道，这关系到他们的饭碗。

“谢先生，你这一说，我好像开窍了。”

卖鸡蛋的妇女兴奋地说，“我以前卖鸡蛋，都是一个价，五分一个。

可有时候，鸡蛋大，有时候小，都一个价，亏了。

以后我分大小，大的六分，小的四分，这不就赚了？”

“对！”

谢安平竖起大拇指，“王婶，你开窍了！做买卖，就得动脑子。

不动脑子，永远被人坑，永远赚不到钱。”

“那要是人家嫌贵，不买呢？”老汉问。

“那就看你会不会说了。”

谢安平笑了，“你要会说，说你的鸡蛋是散养的，吃虫子的，营养好。

说你的蘑菇是山里的，没污染，味道鲜。

说你的核桃是今年的新货，补脑子。

说得好了，人家就愿意多花钱。”

“这……这不是骗人吗？”

妇女犹豫。

“不是骗人，是说实话。”

谢安平说，“你的鸡蛋是不是散养的？

你的蘑菇是不是山里的？

你的核桃是不是新的？

是，就实话实说。

不是，就别瞎说。

做买卖，诚信是根本。

骗一次，人家下次不来了，亏的是你自己。”

村民们点头，若有所思。

这些道理，他们从来没听过，但一听就懂，因为是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的事。

“谢先生，”

老汉忽然问，“你懂得这么多，以后……以后还能教我们吗？”

谢安平心里一酸。

他看看这些布满皱纹的脸，这些粗糙的手，这些渴求知识的眼睛，重重点头：

“能。我给你们留个地址，你们有什么问题，写信给我。我不懂的，去问老师，问懂行的人，再告诉你们。”

“可我们不识字啊。”

“让铁柱写，让招弟写。”

谢安平说，“他们识字，让他们帮你们。

你们说，他们写，写完寄给我。

我回了信，他们念给你们听。”

同样的对话，同样的承诺。

在这个祠堂里，在离开的前一天，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架起了一座桥。

一座从山村通往城市，从无知通往知识的桥。

虽然这桥很窄，很摇，但毕竟，有了桥。

夕阳西下，祠堂里的最后一课，终于结束了。

孩子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欢呼着跑出去，而是静静地坐着，看着先生们。

先生们也看着孩子们，谁都没有说话。

祠堂外，村民们又来了。

这次人更多，几乎全村的老少都来了。

他们提着篮子，挎着筐，里面是煮熟的鸡蛋，新蒸的窝头，晒干的山货，还有一双双新纳的鞋垫。

“先生们，一点心意，路上吃。”

刘长贵把篮子塞给林怀安。

“这怎么行……”

林怀安推辞。

“拿着！”

一个老汉把一包核桃塞进他怀里，“你们教孩子认字，教我们记账，这是天大的恩情。

我们穷，没啥好东西，就这点山货，你们别嫌弃。”

“先生，这双鞋垫，是我连夜纳的。”

一个妇女把鞋垫塞给苏清墨，“你们走的路多，垫着，脚不疼。”

“先生，这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

招弟娘把一篮鸡蛋塞给常少莲，眼泪汪汪的，“招招这孩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麻烦，招弟很聪明，学得很快。”

常少莲接过鸡蛋，也红了眼圈。

“先生，这个给你。”

铁柱跑过来，把一个木刻的小鸟塞给王伦，“我刻的，刻得不好……”

“好，很好。”

王伦接过，小心地放进怀里，“我会好好收着。”

“先生……”

“先生……”

一声声“先生”，叫得人心头发烫。

八个年轻人，接过的何止是鸡蛋、窝头、鞋垫，是沉甸甸的情谊，是滚烫的信任，是无法推辞的真心。

“乡亲们，”

苏清墨走到前面，声音哽咽，“这半个月，我们没做什么，只是尽了本分。

可你们，给了我们太多。教我们知道了生活的苦，也知道了人心的善。

我们会记住北安河，记住你们，记住这些孩子。”

“我们也会再来的。”

林怀安说，“也许明年，也许后年。

到时候，我们希望看到，孩子们都识字了，夜校还在办，村里的日子，好过一点了。”

“一定，一定！”

刘长贵用力点头，“先生们放心，夜校，我们接着办。孩子们，我们督促他们学。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先生再见！”

“先生一路平安！”

“先生一定要回来啊！”

在村民们的簇拥下，在孩子们的哭喊声中，八个人背着行囊，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祠堂，离开了北安河村。

铁柱和招弟跟着跑出老远，直到大人们喊，才停下来，站在村口的土坡上，用力挥手。

夕阳把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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