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凡事就怕细琢磨。

    不是因为大多数事经不起推敲，而是绝大多数为世人习以为常、融入本能和潜意识认知的事，都很容音因为深入地思考，而变成另外一幅模样。

    比如，太宗孝文皇帝。

    在世人的潜意识，或者说是刻板印象当中，太宗孝文皇帝，那就是在世圣人，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的圣君。

    只要别去细琢磨，这一点认知，便不会出现哪怕丝毫动摇。

    ——太宗皇帝是圣君，这有什么好说的？

    ——有什么好想的？

    可你要是一不小心，细细琢磨了这位的一生，那就会闻到一些不大一样的味道了。

    太宗三年，决战匈奴？

    济北王刘兴居叛乱？

    好家伙——合着这位最开始，还是个热血青年来的！

    还有周勃做丞相时，太宗皇帝那句‘彻侯都在长安赖着，不愿回到封国，丞相给彻侯们做个表率吧’，便直接把周勃给赶出了长安、赶出了朝堂中枢。

    就这心机，就这手段。

    啧啧啧……

    自然，提到太宗孝文皇帝，就不得不提那位‘死在自己葬礼上’的外戚大将军：轵侯薄昭。

    到底是怎样的君王，能想出让百官哭活丧这种方式，来逼死自己的舅舅？

    一计不成，甚至更进一步——亲设灵堂，并召见自己的舅舅，让舅舅于自己的灵堂自尽？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

    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到的法子？

    只能说城会玩儿。

    从以上这些‘细琢磨’出来的，反直觉的现实，其实就不难发现：很多事情，只要细琢磨，那就必然能有不一样的收获。

    ——太祖高皇帝，在后世人刻板印象中，是一个不学无术，光凭运气打败项羽，幸运夺取天下的地痞、无赖、老流氓。

    但细琢磨之后却能发现：这样的刻板印象，汉家非但不排斥，甚至还在暗中推波助澜，并一手缔造了这样的舆论。

    为什么？

    为了巩固统治。

    为了让太祖高皇帝刘邦，变成‘一无是处，单纯就是被上天选中，才做了汉家的开国之君’的天命人；

    而不是才能卓著，凭硬实力获得成功的实干家。

    二者的区别在于：天命人实际上并不存在，所以汉家可以在舆论层面，让所有人都因为‘我不是天命人’这一认知，而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反观实干家——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有才、有德，乃至德才兼备者不在少数。

    如果太祖高皇帝刘邦，不是一个‘足够烂，却还是违抗不了天命’的天命人，而是一个很牛逼的人，那汉家就有的头疼了。

    不知有多少野心家，会冒出‘我上我也行’的念头，然后各自施展才能、才华，却不是为了建设天下，而是为了效仿高皇帝刘邦，成为第二个沛公。

    这些事，汉家从来都不会主动去说，而是始终都在默默地做。

    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把高皇帝刘邦，从最初、最真实的‘英明神武’的模样，给‘黑’成了一无是处，纯运气好的地痞无赖。

    而这些，都是需要细琢磨，才能咂么出味道来的。

    此次奴籍案，所引发的关于官吏贪污腐败的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

    ——在过去，大家只想当然的认为：官员贪污腐败，那就和动物需要喝水一样正常。

    但只要稍一细琢磨，那味道当即就不大对了。

    诶，不是。

    为啥呀？

    为啥做了官，就非得贪点、拿点？

    难道就为了合群，又或是不贪白不贪之类？

    对此，当朝大理，法家当代核心代表人物：赵禹，似乎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太宗孝文皇帝年间，太宗皇帝，曾打算重惩一个惊扰圣驾的路人。”

    “彼时的廷尉——张释之张公，对太宗皇帝说：法如是，足矣。”

    “太宗皇帝同意了张廷尉的看法，根据《汉律》之规定，以不慎惊扰圣驾之罪，罚了那路人黄金四两。”

    “臣认为，张释之那句‘法如是足以’，是我汉家历代廷尉，都应奉为圭璧的至理。”

    “具体到这次的事，也同样如此······”

    对赵禹这个大理卿，刘荣自然是一百个放心。

    至于赵禹具备的法制立场，刘荣也是愈发感到欣赏。

    ——和秦时，主张‘一切从重从严’的极端严苛律法所不同，如今的法家，也在不断反思秦的经验、教训。

    过往这几十年的反思、总结，法家的法制观念，也在赵禹这一代人身上逐渐确立，并被汇总成张释之的那句名言：法如是，足以。

    法律是这么规定的，那就按照法律规定去办。

    这句话，几乎可以说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史前版本。

    法家能有这样的思想认知，刘荣自然是感到欣慰。

    而赵禹接下来的一番话，也让刘荣欣慰之余，不免有些期待起法家的未来。

    “对于官吏贪污、受贿的问题，臣也有几点愚见。”

    赵禹一语，惹得在场众人面色一正，齐齐翘首望向赵禹。

    就连刘荣，都象征性的将身子坐直了些。

    便见赵禹清了清嗓，又稍一沉吟，方沉声道：“官员贪污、受贿的问题，其实并不只出现在官员身上。”

    “自长安朝堂以下，无论是京官公卿，还是地方郡县二千石，乃至于宫中的婢女寺人、达官贵族家中的门房仆人；”

    “——但凡是有人来登门，从求见通禀，到出言旁劝，乃至代为美言。”

    “给受托者行贿，早已经成为了我汉家约定俗成，人人遵守的规矩。”

    “若有人登门求某人办事，却没有按照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行贿，那就会被说是不懂规矩，乃至不讳世事。”

    “尤其太宗皇帝年间，将军张武受贿，太宗皇帝不惩反赏，赐五百金‘以愧其心’后，我汉家受贿、行贿之风便愈演愈烈。”

    “到如今，甚至已经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也根本不避讳的程度。”

    ···

    “所以在臣看来，要想解决官吏贪污、受贿的问题，并不单是要考虑‘怎么让官吏变得清廉’，而是要考虑：如何改变朝堂内外，地方郡县府衙，乃至整个天下的风气。”

    “若不然，哪怕通过一些非常的方式，来让官吏尽量不去贪污、受贿，也根本无法持久。”

    “毕竟受贿、贪污之风由来已久——十人贪腐，一人清廉，错的，或许就会是那个清廉的人了······”

    对于今天要说出口的这番话，赵禹自然是思考了很久，也措辞了很久。

    甚至直到今天，赵禹都还临时对自己的措辞，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但总结归纳而言，赵禹的意见就一句话：官员贪污腐败，不是个例，而是风气。

    要想改变现状，就不能只靠反贪反腐，亦或是从刑罚、牢狱出手，而是应当从改变风气，从根儿上去解决问题。

    这个命题不可谓不大。

    但对于刘荣而言，哪怕是如此巨大的命题，只要有人能主动提出来，就都能算是好事。

    ——毕竟有人敢说，就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严重到‘人人忌讳而不敢言，言则天下群起而攻之’的程度。

    至于赵禹所描述的情况，也是基本符合现实。

    如今汉室，别说是你登门求人办事了——就连普普通通的有人拜访，也是从头到尾，都由内而外散发着‘贿赂’二字的腐烂气息。

    比如某个彻侯，想要到另外一家彻侯做客，亦或是某个官员，要找自己的某个同事聊聊，顺便吃个便饭。

    这种时候，这位彻侯、官员，在拜访同为彻侯、官员的朋友或同事时，就需要向对方地门房‘行贿’。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行贿’，没有任何特殊的、额外的附加目的。

    就仅仅只是为了让门房，正常履行自己的本职工作，入内通禀一声：谁谁谁来拜访了。

    那么，对于这种明显敲客人竹杠的行为，主人又是什么态度呢？

    ——你得给啊！

    ——你咋能不给呢？

    连我的门房，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向你伸手要的些许红包，你作为彻侯、官员都不愿意给；

    那我和你往来，还有什么好处可图的？

    再者说了——宰相门房七品官，俺家的门房，那就是俺的脸面啊！

    你却不把我的脸面放在眼里，觉得我的脸面，都不值这些许三岁钱两？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请回吧。

    我可不乐意跟一个吝啬到连门房受金，都舍不得给的铁公鸡往来。

    这种奇怪的风气，怎么说呢……

    就很离谱。

    在绝大多数时候，甚至是绝大多数与人往来、相处的情景之下，行贿受贿，甚至已经不再是经济利益输送为主的行为，而是和礼貌与否、体面与否，彼此尊重与否等方面扯到了一起。

    ——你来拜访我，不给我家门房塞钱，那就是不礼貌、看不起我！

    我不管你给多少！

    我也不管这钱，会被我家门房拿来干什么。

    我就只要你一个愿意给钱的态度，要这一份体面、要这点面子。

    至于你给的钱本身——我好歹也是个体面人，咋可能还让门房交出来？

    这，就是如今汉室盛行的行贿、受贿之风，让人感到魔幻的地方。

    ——经济利益，已经不是行贿、受贿的核心因素了。

    如今汉室盛行的贿赂之风，已经开始演变为：为了贿赂而贿赂。

    就像后世，因为酗酒而坏了身子，到了要吃药维持，却还是要用酒瓶装药的酒蒙子一样。

    如今汉室，这些个贿赂成风的官员、贵戚，分明不缺那点钱，也看不上那点钱，却也还是在行贿、受贿这个层面玩儿出了花。

    ——我可以不要，你不能不给。

    ——我不要，你给了，这是尊重。

    反之，我不要，你没给，这是你不懂事；

    我要了，你给了，这是我不体面。

    我要了，你不给，那可就是很不给面子，大概率要两家结仇，不死不修了。

    所以，是的没错。

    如今汉室的贿赂之风，已经开始出现形式主义色彩了。

    行贿受贿，已经开始成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表明态度更甚于经济利益输送的形式。

    这意味着什么，恐怕不会有人不明白。

    ——当一件事开始发展处形式主义色彩，那只能说明：这件事在当下的时代，早已经根深蒂固。

    而今汉室，贿赂之风盛行，甚至远胜于后世新时代，蓝发碧眼者们的史密斯专员。

    而这场上林宴，已经让刘荣感到满足了。

    因为大家都开始思考了。

    大家都还愿意思考。

    在奴籍案后，大家的本能反应，虽然是抗拒改变、维持原有秩序，但紧随其后出现的思考，却也让汉室政坛，开启了一场思想进步。

    与此同时，朝堂体系还愿意思考问题、思考贪污受贿的对错，而不是不管不顾的维护旧有秩序，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朝堂行政体系，并非烂到了根、并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于是，刘荣也终于图穷匕见，给出了自己针对奴籍案，以及后续所引发的‘官吏贪污腐败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加工资。

    还是那句话：官吏贪污腐败，有人性贪婪的原因，但也存在一部分，甚至是相当一部分官员，碍于生活所迫而不得不贪。

    而汉室官员俸禄半钱、半粮的发放模式，又使得制定于汉室初期的官吏酬劳制度，早已随着粮价的断崖式下跌，而变得不合时宜、不再适应时代发展。

    为官员增加俸禄，增加合法收入，重建汉室的官吏俸禄体系，固然无法完全杜绝贪污腐败问题。

    但至少给了官员一种新的选择。

    如果说过去，有一部分官员是为了生计，甚至是为了‘孝道’而不得不贪，必须通过贪污腐败来勉强糊口；

    那么，在俸禄体系重建，拥有足够生活所需的合法收入之后，官员的经济事务选项中，就多出了一个‘不贪也行’的选择。

    诚然，这个选项不会被所有人选择，甚至可能不会被大多数人选择。

    但至少，有人选。

    有的选。

    有了这个选择，那些本不愿意贪污、腐败的官员，也就有了两袖清风，清正廉洁的可能。

    而这一切，都是这场奴籍案，以及随后的思想进步，为汉家带来的正面影响。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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