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文和不是在他的办公室而是在家中接待了罗德明。

雍文和的家，是一座五层楼别墅，周围有三亩地左右的绿坪、花园和人工山水。

别墅东侧是陶瓷博物馆，西侧是玉器博物馆。

其气势和规模比琼州博物馆要大多了，但因他从不对外宣传，业界知道的人并不多，连罗德明这样的国有博物馆老馆长见了都吃惊不小。

雍文和在客厅的沙发上告诉罗德明，他的老伴巳经去世，现在是一人独居。

家中请了一个园丁，两个保姆，一个负责饮食，一个负责环境卫生。

还有两个专业的保安人员。

每个星期二儿子雍弘恒都会带着儿媳和孙女与他欢聚一堂，享受天伦之乐。

遇到逢年过节，老三文正一家也会在一起叙叙家常。

他的生活并不寂寞。

两人坐定，雍文和为罗德明沏了“老班章”普洱茶，色泽深沉，入口醇厚浓郁。

罗德明品了几口，指着那只盛茶用的葫芦壶问道:

“这只壶我小时候随父亲到你家就见过，你至今留着它，莫非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雍文和淡然一笑，道:“德明老弟，因为你的用心，才会追问它的‘讲究’，我岂能不据实相告？

此壶是清中期最著名的制壶大师陈曼生所制。

葫芦，情通古今，意趣盎然。

我父亲生前对它青睐有加，遇上贵客老友来家中，常用它泡茶，边品茗边欣赏它的雅趣。

葫芦是国人眼中最早的吉祥之物，传说中的太上老君就偏爱此物，到了陈曼生那里，它就成了有情感、富寓意的艺术精灵了。

你对紫砂壶虽不甚了解，但一眼能着出这是我父亲的旧藏，这说明你的情感之深，真是难得呀。”

罗德明说:“文和兄，言重了，我与你家两代人的交情，怎能轻言忘记？

不过，让我困惑的是，我曾多次打过你家的电话，一直未能打通，你也从不给我回话，不知是什么原因？”

雍文和说:“因为某些烦事，怕人打扰，便换了家中的电话。

一直未与你联系，主要是怕有些事牵连到你，还望你能见谅。

想必你这次来找我，一定是有事吧？”

罗德明说:“盛晖上次举办研讨会，我在**台上发现了你，本想与你好好叙叙，不料你刻意回避我，在发表一通高见后，匆匆离去。

我当时就断定，你与这件宋代三菊汝窑洗关系绝非一般，否则不可能造出足以乱真的仿品。”

雍文和微微一笑，道:“我对你用不着丝毫的隐瞒，这件洗子是我在1986年寻找清凉寺汝窑窑址时所得。

本来我觉得此事不光彩，但也不算犯罪。

因为这不是盗墓，当时宋代五大名窑中汝窑、哥窑的窑址国家并没有找到，我的探索，也可以看成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

罗德明说:“老兄此言差矣。

在境外的土地私有制国家，是允许并鼓励你这种行为的。

但我国是土地国有制，新老《文物法》中都明确规定，所有地上地下河流江海中的文物都归国家所有。

私人如是无意中找到，必须上交国家。如是有意探寻并据为已有，就是盗窃国家文物，那就是违法犯罪。

盗窃汝窑窑址这样的重案，为首者要判死刑或者无期徒刑，所有参与者都会被绳之以法。”

雍文和争辩道:“这虽是法律规定，但并不合理。

你是国内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和瓷器鉴定专家，应该知道，许多现在已知的著名文化遗址，大多数最早都由民间发现，后来才是国家有关部门参与的。

倘若以现在这么严厉的法律对待民间探宝，那些未被发现的文化遗址和宝藏，有可能永久在地下沉睡，这多么可惜呀！

再者，有资料统计表明，如今的私人藏品数量，已远远超过全国国有博物馆藏品的总和。

嗯，我所说的民间藏品，不仅指一般的老物件或古玩，还包括到达文物等级的那部分。

既有一般文物，也有珍贵文物。

如果民间收藏受到过度限制，文物就势必流向海外。

昔日大禹治水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变堵为疏。为使你增强对民间探宝和收藏重要性的认识，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雍文明所举的第一个例子——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河南有个村在村上挖鱼塘时出土了一批陶罐，由于当时农民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其中的多数陶罐被敲碎了，因为他们认为陶罐可能是装尸骨用的，不吉利。

可有一个高中文化的农民，因为祖上曾有人玩过古董，懂点这方面的常识，就偷偷地保存了四只完整器。

后来，经国家有关权威部门确认，这批陶罐为商代的印纹硬陶，它是原始青瓷的鼻祖。

此后他便走上了收藏之路，用自己有限的收入在民间淘宝。二十多年间总共投资了近千万元。

由于他一件都不肯卖，一心想搞自己的博物馆，结果债台高筑，妻离子散。

五年前他得了癌症，竟无钱治疗。

我得到这一消息后就专门拜访了他，捐给他一笔治疗费用。

我对他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对你敬佩和同情，在你为难之际伸出援手而已。

这个农民当时非常感动，说真是患难之中见真情。

在病愈之后，他把自己的全部藏品转让给了我。

他说:我觉得托付给你更有利于保护和传承，如果单纯是为钱，外商开出的价格要高得多。

雍文和所举的第二个例子——

这个例子里面的主人公就是曾参与盛晖举办的研讨会的古红旗。

他原来是浙江一个贫困村的农民。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次罱河泥时偶然得到的一件元代青花釉里红鸳鸯戏水大罐。

此罐不仅构图和釉色极为精湛，最为奇特的是内壁和外部都是对称的鸳鸯戏水图。

这种罐子，在全球只发现四只，且其他三只尺寸要小得多，可见其稀有程度。

古红旗开始时并不知道它的价值，只因好奇而保存了下来。

后来国内外买家争相抢购，他才知道这件宝贝的稀有性，一直没肯出手。

三年后，国内一位有眼力、有智慧的企业家向古红旗投资了五百万元，作为这件国宝三分之一的股权，古红旗欣然同意。

他拿了这五百万元之后，没有用于个人挥霍，而是全部用于购买民间藏品，并成立了自己的博物馆。

馆中藏品只是偶尔卖出几件，为的是以藏养藏。

这种方式，不仅让他的藏品日益丰富，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

讲完这两个例子，雍文和说:“我不能断定上面所说的两种收藏方式孰优孰劣，只是每个人的选择和坚持方式不同而已。

德明老弟，这两个例子也说明，如果对民间收藏在法律上过分限制，就难以形成真正的收藏家，中国文物势必大量流出国门。

我认为，今后文物收藏的主体可能不是国家，而是民间。

试想，几百年后，百姓生活如果真的富裕了起来，他们将文物的收藏和欣赏作为生活必需品的一部分，那将是多大的市场，对百姓对国家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呀。”

罗德明听后思索良久，回道:“文和兄，你说的也许有些道理，但是，国家法律是要长期不断完善的。

到了你所说的那个理想时代，对民间收藏包括民间探宝的法律法规一定会有所变化，这是与时俱进。

但我们所说的尊重法律，依法办事，都是指现行的法律。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你是违法了，我希望你把从清凉寺汝窑窑址得到的文物都上交国家，这样，你和参与者也许能立功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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