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上午九点整。人事部那间用于“重要谈话”的小会议室，门被无声地关上。百叶窗紧闭，将上午的阳光切割成一条条惨白的光栅，横亘在何不凡与对面三人之间。空气里有新家具的淡淡气味，以及一种更浓重的、被刻意营造的肃杀与隔离感。

何不凡坐在一张没有扶手的硬质椅子上，面前是一张光可鉴人的长条桌。对面，呈半弧形坐着三个人：人事总监李默居中，左侧是行政部王经理，右侧是人事专员小孙，他面前摊开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没有水，没有烟灰缸，只有头顶日光灯管发出的、持续而轻微的嗡鸣。这是一种感觉剥夺与环境压力的初步营造，旨在让被谈话者从踏入这个空间起，就感受到与日常办公环境的割裂，从而产生本能的戒备与不安。

“何不凡同志，”李默开口，声音平稳，没有起伏，像在宣读一份通知，“今天请你来，是就近期公司内部反映的一些与你相关的情况，进行必要的了解和核实。希望你端正态度，如实说明。”他没有说“调查”，也没有说“审讯”，但“核实”一词在当前的语境下，其分量不言而喻。这标志着谈话正式进入试探摸底阶段，双方都在评估对方的底牌和态度。

何不凡深吸一口气，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笔直。他昨晚几乎没睡，反复推演该如何解释。他决定遵循自己一贯的“流程正义”原则：清晰、按时间顺序、不隐瞒、不猜测。“李总，王经理，孙专员，我一定如实说明。事情是这样的……”

他开始讲述，从收到陌生短信，到咖啡馆见面，对方莫名其妙的“感谢”，自己如何拒绝信封，对方如何强行留下，自己如何惶恐并写下情况说明打算上交……他讲得很细，甚至复述了赵明说的“我们懂，不方便明说”等原话。他语气急切，带着一种急于澄清的真诚，以及对自己被卷入这种不明不白事件的委屈。

然而，他的叙述，在对面三人听来，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当他详细描述自己如何拒绝信封、强调公司规定时，李默和小孙交换了一个眼神。在专业的审讯视角下，过于强调规则和道德，有时恰恰是畏罪心理或试图塑造“清白人格”的表现。何不凡的“真诚”，被解读为一种精心准备的、试图博取同情的表演。

当他提到自己“完全不知道对方在感谢什么”时，王经理微微皱了下眉。这符合侥幸心理的典型特征：否认核心事实，寄希望于调查方无法查证。在他们已构建的“证据链”中，这句话显得尤为苍白可笑。

“何不凡同志，”李不凡的叙述被李默平静地打断，“你的陈述，我们记录了。但我们有几个问题，需要你进一步澄清。”  审讯进入对抗僵持阶段。李默没有纠缠于何不凡的叙事细节，而是直接抛出关键点，这是为了阻止被调查人否认犯罪，打断其自我辩解的节奏，将谈话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己方手中。

“第一，”李默目光如炬，“你坚称对‘雷霆科技’赵明所说的‘感谢’毫不知情。那么，请你解释，为什么在你独家处理完‘天穹’项目所有报废硬盘之后，我公司在关键竞标中恰恰因为疑似数据泄露导致的系统漏洞而失败，而‘雷霆科技’却仿佛未卜先知，完美规避？时间点如此巧合，你作何解释？”

何不凡愣住了。他张了张嘴：“我……我不知道。这跟我处理硬盘有什么关系？我做了七次覆写，流程都有记录，数据不可能恢复啊！竞标失败是技术问题，我……我不懂技术啊！”  他的困惑真实而剧烈，但在李默看来，这正是一种顽固的对抗和试图转移话题的策略。他提到了“七次覆写”和“流程记录”，这反而让李默想起那份过于完美的《销毁日志》，更觉可疑。

“第二，”李默步步紧逼，运用逻辑否定策略，“你说你坚决拒收信封，但证人明确看到信封被留下，且你事后并未立即上交或公开此事，而是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按照常理，一个自认清白、严格遵守规定的人，面对竞争对手疑似行贿，第一反应应该是当场严词拒绝并立即上报，甚至报警。而你，选择了私下接触、事后书面报告这种……迂回的方式。这符合你声称的‘怕背锅’、‘重流程’的性格吗？逻辑上说得通吗？”

何不凡感到一阵窒息。对方的逻辑像一张网，把他自己都未曾细想的矛盾点兜了出来。他急得额头冒汗：“我当时……我当时懵了！我觉得说不清，想写清楚再交！我……我真的没收！那个信封我现在就可以拿出来上交！”  他的慌乱，在审讯心理学中，可能意味着心理防线开始出现裂缝，进入了动摇犹豫阶段。但何不凡的动摇，源于百口莫辩的冤屈感，而非罪行暴露的恐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李默身体微微前倾，施加压力，“根据我们了解，你在公司内部，一直给人以‘知道很多’、‘背景复杂’的印象。一个普通的‘企业文化观察员’，为何能接触到核心项目的报废硬盘处理？为何能知道那么多跨部门的、甚至敏感的信息？现在，又为何能与竞争对手的高管建立这种……神秘的‘感谢’关系？你如何解释你这种与职位不符的‘能量’和‘神秘性’？”

这个问题，直指何不凡一直以来被误解的“人设”。它不再基于具体行为，而是基于一种弥漫的、无法证伪的“印象”。这属于文化羞辱和人格否定的变体，旨在摧毁被审讯者的自尊和人格基调，让其陷入自我怀疑。何不凡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他无法解释别人怎么看他，就像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修打印机和听八卦会让他变得“神秘”。

“我没有……我不是……”何不凡语无伦次，感觉自己的语言在对方构建的铜墙铁壁前纷纷撞碎。他试图看向王经理，寻求一丝理解，但王经理避开了他的目光，低头看着手中的材料。这种孤立，加剧了他的焦虑。

小孙此时开口，语气缓和，却带着刀刃：“何不凡，你要认清形势。现在不是纠结细节的时候。公司竞标遭受重大损失，影响极其恶劣。组织上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情况。你现在的态度，决定了事情的走向。是积极配合，把问题说清楚，争取一个主动的姿态，还是继续这样……含糊其辞，让组织对你彻底失望？”  这是典型的政策攻心与给出路策略，一边施加“已掌握证据”的压力，一边暗示“坦白从宽”的可能性，促使被谈话对象在权衡利弊后进入交代供述阶段。

但何不凡根本无“供”可述。他只觉得掉进了一个越挣扎越紧的罗网。对方的所有问题，都基于一个他完全无法认同的前提——他泄密了。他的一切解释，都被扭曲为狡辩；他的所有行为，都被反向解读。他活在由事实和意图构成的“认知层”里，而审讯者活在由流言、推测和政治需要构成的“叙事层”里。两者之间，是深不见底的鸿沟。

萨特在《隔离审讯》中描绘的地狱，没有刑具，却让他人成为彼此的刽子手。此刻，这间会议室就是何不凡的“存在主义地狱”。没有拷打，但李默等人的目光、逻辑、以及他们背后所代表的组织意志，构成了比任何刑具都更令人煎熬的审判。他无法眨眼，无法逃离，只能在他人对自己已然定型的“罪人”判断中，承受着心灵的凌迟。他感到自己的存在，正被这些目光一点点否定、吞噬。

“我……我要说的都说了。”何不凡的声音干涩，带着绝望后的麻木，“我没有泄露任何数据，我不知道竞标为什么失败，我和赵明见面就是个误会，信封我没收。你们可以去查，可以去调咖啡馆监控，可以去问‘雷霆科技’……我只有这些话。”

李默看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何不凡这种从激动到绝望、最后归于“顽固沉默”的表现，在他看来，恰恰是对抗心理升级，或者是在底线心理支配下，企图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他合上手中的文件夹，这个动作意味着本次“审讯”的核心环节告一段落。

“你的态度，我们清楚了。”李默站起身，“今天先到这里。请你回去后，认真反思，也可以补充书面材料。但有一点必须明确：组织的审查是严肃的，一切要以事实为依据。在最终结论出来前，请你暂时不要接触相关工作，保持通讯畅通，随时配合后续调查。”

“暂时不要接触工作”——变相的停职。何不凡浑浑噩噩地站起来，腿有些发软。他走出会议室，身后的门轻轻关上，将那间“认知地狱”隔绝开来。走廊里明亮的灯光和同事偶尔投来的复杂目光，让他感到一阵眩晕。

他知道，自己的解释彻底失败了。在对方那套严丝合缝的“证据链”和审讯逻辑面前，他的事实苍白无力。他仿佛一个手持真币的人，闯进了一个只认某种特定伪钞的市场，无论他怎么呐喊，都被视为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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