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城，深秋的晨光透过雕花木窗，洒在元帅府议事堂光洁的金砖地面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香与墨香，更萦绕着一股非同寻常的郑重气息。

    礼曹知事夏煜身着柔顺的官袍肃立于堂下，双手恭敬地捧着一份新拟就的文书。他的眼中带着连日殚精竭虑的血丝，更闪烁着一种参与历史的炽热光芒。

    “元帅。”

    夏煜的声音因激动而略显沙哑，却依旧保持着士人的清朗：

    “卑职连日遍览群书，稽考古典，于《易经》中再得一佳号，或可承天应人，彰显我红旗营德运！”

    石山端坐上首，目光平静地看着为建国礼仪操劳消瘦了几分的礼曹知事，微微颔首，道：

    “允中（夏煜表字）辛苦，且道来。”

    夏煜深吸一口气，朗声道：

    “《易经·乾卦》彖辞有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蒙元的国号‘大元’，便是取自‘大哉乾元’，自诩天地之始，统御万物。

    然，《易》亦言‘大明始终’！此‘明’字，有光明、昌盛、洞彻之意，象征日月之辉，朗照乾坤，有始有终，成就万物。

    彼以‘元’始，我以‘明’终，正合天道循环，昭示我朝将承继天命，终结蒙元之治，开创新篇！故而，下官斗胆建议定国号为——‘大明’！”

    “大明……”

    石山在心中默念着这个沉甸甸的词语，他来自后世，也曾有过中二的冲动，太清楚这个国号所承载的二百七十六年风云，以及其背后的无尽意难平。

    煌煌大明，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有其刚烈不屈的一面，亦有党争内耗、海禁僵化、最终被内外浪潮吞没的悲怆。

    他穿越到此世，自微末而起，走的已是与原本历史位面朱元璋截然不同的道路，麾下是纪律严明、理念更新颖的“红旗营”，而非红巾军系统，上面更没有一个小明王韩林儿需要供奉。

    他不仅不再需要借助“明王出世”的民间信仰来凝聚人心，反而要着手清理和引导治下可能存在的各种非理性信仰——包括弥勒信仰，也包括明王信仰。

    红旗营建立的国家，必然要将民众和军队纳入更理性，更有组织的轨道，在国号上就要避免无端联想。

    但这等超越时代的思量，自是无法对满怀传统士大夫情怀的夏煜明言。

    石山沉吟片刻，并没有立即对“大明”二字表态，而是目光锐利地看向夏煜，抛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道：

    “《易》固然精妙。只是，允中，依你之见，何谓‘大统’？”

    夏煜闻言，心神一凛。

    他本就饱读诗书，又担任礼曹知事之职，这段时日为了创立国号翻阅了大量古籍，自然知道“大统”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武成》“惟九年，大统未集”，本意指统一天下的大业。

    而至《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则演变为专指帝位传承。

    不过，夏煜跟随石山日久，明白元帅此问，并不是探究“大统”的词源，而是在拷问红旗营未来若统一天下，皇帝之位权力的合法性和其政权的“正统性”根源何在？

    这绝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蒙元入主中原已近百年，九年前便已修完《宋史》、《金史》、《辽史》，却至今未能定下三国谁为“正统”的结论，盖因无论偏袒哪一方，都会引发无尽争议和道义难题。

    在夏煜看来，无论宋金辽如何纠缠，天下终究是被蒙元统一的，按照“胜者为王”的现实逻辑，蒙元享有“正统”似乎顺理成章。

    可如此一来，红旗营高举“驱虏复汉”的大义旗帜，其根基又在何处？无端起兵讨伐“正统”，岂不是自己成了叛逆？

    夏煜的额角微微见汗，他身为礼曹知事，职责便是为新生政权构建法理依据和礼仪框架。

    今日面对石山的考校，他必须避开这个话语的逻辑陷阱，谨慎地组织着语言，道：

    “元帅明鉴。蒙元虽起于漠北而入主神州，然其立国之后，亦部分沿用汉法，治理天下亿兆黎民，至今已经数十载，华夏文脉虽遭压制，却未断绝，此乃不争的事实。

    依下官浅见，所谓‘大统’，或可理解为‘混一宇内，泽被苍生’之实。

    昔年蒙元平天下，消弭战乱，便得‘大统’。今我红旗营……只待元帅驱逐胡虏，扫平群雄，澄清玉宇，使政令通行于四海，恩德广布于天下，则‘大统’自在人心，不证自明。”

    夏煜的意思很委婉：蒙元自己也说不清“正统”何在，但它凭借武力统一天下了，就有了事实上的“大统”。

    红旗营如今也一样，不必过于纠结虚无缥缈的“正统”之源，只要最终能平定天下，自有大儒来论证红旗营政权的“大统”，以确保他们的既得利益长久传承。

    石山对承认蒙元的正统地位，其实没什么心理负担，蒙元也有历史贡献，至少远超各代的疆域值得继承，但那至少是统一天下后的事，而不是现在。

    他也不想纠结正统之争，因为这不是他的主战场，跟全天下被蒙元养肥养刁了嘴的豪强士绅辩经，无疑是自寻烦恼。

    但石山更清楚意识形态的阵地，自己若不去主动占领，敌人便会用各种陈腐的“天命”“正统”论调来填充，用以维护其从元廷手中争取到的既得利益和统治合法性。

    他可以暂时不管儒学变革，以免陷入无尽的经学争论，但要想扫除蒙元积弊，在自己可以做主的核心象征——如国号的选择上，就不能太含糊。

    “允中之言，有些道理。蒙元入主中原数十年，确实是华夏无法抹去的一段历史，为了子孙后代能正视过去，看清未来，我们不能也不应回避蒙元历史。”

    石山他用一个比喻来阐明自己的立场，接着道：

    “但，这就好比孤儿力弱，家园被凶恶的强盗霸占，为了生存被迫认贼作父，虚与委蛇。待到这孩子长大成人，积蓄了力量，终于奋起赶走了强盗，夺回了祖产。

    试问，这个重获新生的家族，难道还要沿袭那强盗的姓氏和习惯吗？”

    夏煜身躯一震，彻底明白了石山的意思。

    元帅不仅要武力驱除蒙元，更要在文化和法统上扫除其恶劣影响，故而连国号都不愿与“大元”有任何关联，哪怕是出自同一典籍的对应词汇。

    他颇有捷才，很快就想到了应对，迟疑道：

    “蒙元之前，我华夏凡正统王朝国号，依循古制，或袭用主君起兵前之封号，或沿袭龙兴之地地名，且皆为单字。

    唯蒙元附会《易经》，改用双字‘大元’，元帅是认为此举不合华夏传统，故而不用‘大明’？”

    石山是穿越者，志在革新民族精神，建立一个远超历代的新秩序，内心深处其实比蒙古统治者更加“反传统”。

    但就如借“驱虏复汉”之名打击反动势力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一样，越是进行触及根本利益重新分配的重大改革，就越需要借助宏大叙事的“大义”名分。

    需要披上“传统”的外衣，从古籍和历史传统中寻找“合法”依据。

    所谓“六经注我”，不扛着“回归正道”“光复旧物”的旗帜，如何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力量，去反那积弊千年的“传统”？

    “嗯，正是此意。”石山肯定了夏煜的推测，“双字国号，终非华夏正朔之象。”

    夏煜才思敏捷，既然元帅否定了“大明”，他就立刻沿着“传统”和“大义”的思路继续寻找新国号，不多时便有了主意，道：

    “元帅高举‘驱虏复汉’旗帜，早就天下瞩目。且元帅最早起兵于徐州，大败蒙元十万大军扬名天下亦在徐州。徐州乃汉高祖刘邦龙兴发迹之地，可否……沿用‘汉’为国号？”

    实际上，在蒙元的行政区划中，无论是长期只辖有萧县一地的下州徐州，还是至正八年才升格为下路，辖有四州十一县的徐州路，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沛县，都始终不在其管辖范围内。

    但自秦汉以降，从四川郡（即泗水郡）到后来的徐州，彭城（徐州治所）与丰、沛等地在行政区划和文化认同上早已紧密绑定了近一千五百年。

    在天下汉人的观念中，汉高祖故里的“徐州”便是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传统”。

    “汉？石汉？”

    石山来自后世，本位面原身又是底层军户，对于历代国号优劣，更多是基于后世的历史评价和自身的直观感受。他知道哪些国号可能带来不好的联想，但要他自己凭空想出一个尽善尽美的国号，确是强人所难。

    既然否定了与“大元”相关联的“大明”，而“驱虏复汉”又是当前最有力的口号，以“汉”为国号，强调扫除蒙元弊政，重塑汉家文明，似乎也顺理成章。

    至于新朝不用旧号，哪也要等新朝真正具备统一天下之势再说。

    至少当下，经历了近百年的异族统治，人心思汉，无论徐宋、韩宋，还是张周和朱吴、张吴，起兵之初，用旧国号都要比生造的新国号更有号召力。

    石山沉吟片刻，目光渐趋坚定，终于拍板道：

    “驱胡虏而复汉天下，名正言顺。就定‘汉’吧！”

    夏煜闻言，心中一块巨石落地，连日来的奔波劳碌和殚精竭虑，都化作了无比的欣慰与激动。

    虽说劝进只是走程序，时间越长，礼曹可操作的空间越大，越能体现其权柄，但天下纷乱，此事拖延越久，变数越多，也会给外界以犹豫不决之感。

    如今国号已定，可谓万事俱备。

    他当即整理衣冠，后退一步，以最庄重的姿态，伏身下拜，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

    “国号既定，天命已彰！臣，夏煜，恳请元帅顺天应人，早登大位，正位称尊，以安天下万民之心，以聚四海豪杰之志！勿令翘首以盼之忠心久候！”

    称王建国，是为了在元廷主力反扑前，最大限度地凝聚内部力量，提振军心士气。该走的“三请三让”程序已然走完，石山判断元廷大规模军事行动也已迫在眉睫，此刻再无推辞之理。

    “众望所归，山亦不敢再辞。”

    石山的声音沉稳而有力，回荡在议事堂中。

    “便依礼曹所拟章程，择吉日举行典礼吧。”

    九月二十二日，江宁（应天府）。

    秋高气爽，万里无云。

    原本的元帅府已被匆忙而有序地布置为临时宫苑，虽无大都皇宫的巍峨壮丽，却也旌旗招展，仪仗森严。

    从府门到主殿的道路两旁，身着崭新赤色战袍、盔明甲亮的汉军精锐持戟肃立，如同两道笔直的红色城墙。

    吉时已到，钟鼓齐鸣，庄严肃穆的雅乐奏响。

    石山头戴特制的九旒冕冠（简化规制），身着玄衣纁裳十二章纹衮服，在文武百官、有功将士及耆老代表的注视下，一步步登上临时搭建的高台，祭告天地，宣读即位诏书。

    “……蒙元无道，荼毒华夏，孤承天命，奋起布衣，赖将士用命，文武同心，廓清江淮，底定江南……今昭告皇天后土，即王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汉’，建元‘开朔’（注1）

    ……立中书省总摄政事，枢密院执掌军机，设户、吏、礼、兵、刑、工、宣、商八部，分理庶务……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诏书宣读完毕，石山便宣布大赏全军，晋升有功将士，并对归附的文武官员量才授职（注2）。

    一时间，江宁城内欢声雷动，军营之中更是士气高涨，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与战意。

    “汉”国建立的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传遍四方，天下为之震动。

    不过，因为石山起事后屡败元廷大军，不仅在江北站稳了脚跟，如今更是几乎全取浙北诸路府，相比起刚举事就称王的徐寿辉、张士诚，红旗营建国反倒是“众望所归”，没那么轰动了。

    对于早已畏惧红旗营兵锋的周边各路府元廷官员而言，这仿佛是“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虽然更加恐惧汉军来攻，但也免去了“朝廷是否会招安石山而让忠臣义士白白流血”的纠结与侥幸。

    他们开始更加疯狂地加固城防，筹措粮饷，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风暴。

    但他们显然低估了元廷的“操作”底线——一道招安诏书，竟然在石山称王之后“恰到好处”地传来了。

    准确来说，这份招安诏书发出于九月十九日，在石山称王之前。只因路途遥远，驿传迟缓，才在“汉”国建立的消息传出后抵达，而显得格外讽刺。

    九月十九日，因剿灭“伪宋”徐寿辉政权，获其伪官四百余人有功，朝廷大行封赏：

    赐主帅、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上尊、黄金带”，其余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桑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等将官皆有赏赐。

    同时，因淮南行省和江浙行省治所皆已沦陷，元廷命卜颜帖木儿兼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简称“南台”）御史大夫，临时授予其总揽江浙、江西、湖广三省十道军务之责，全权负责东南剿贼。

    也正是在同一天，元廷下达了对石山的最终通牒式诏书：

    “剧贼石山以下部众，限二十日内向官军投诚，可予赦免。”

    这道诏书传到江宁，非但没有引起丝毫恐慌，反而让石山和麾下文武看清了元廷的色厉内荏与外强中干。

    “王上。”

    已经升任枢密院使的朴散（朴道人自己改的俗名）分析道：

    “元廷此举，恰恰证明其主力经蕲水之战，已然疲惫，钱粮消耗巨大，短时间内无力组织大规模东征。故而先以荣勋激励卜颜帖木儿，再行此恐吓、分化之策，意图拖延时间，乱我军心。”

    石山与元廷也算打了两年交道了，非常清楚蒙元的腐朽和低效率，但他用兵并不只盯住对手的漏洞和薄弱处，而以己方的调整为主，乃颔首道：

    “正是如此。蒙元想要缓兵，咱们偏不给他们这个机会！”

    战略形势已经渐渐明朗，汉军在迅速扩张消化浙北东路后，东线（杭州、绍兴方向）转入以巩固防御、清剿残敌、安抚地方为主的守势。

    而西线（太平府、宁国路方向）则在得到增援后，可以改变策略，变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先发制人，打乱元军的部署。

    果然，在石山称王、毛贵所部拔山右卫率先攻入宁国路之后，元廷虽然表面上忙于调兵遣将，江南各地粮草辎重也频繁调动，营造出大战将至的紧张气氛。

    但元军实质性的大规模进攻，却迟迟未能发动。

    直到进入十月份，元廷才像一台生锈的机器，开始缓慢而笨重地运转起来。

    十月初一，元廷下诏命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达识帖睦迩统合邳州、海宁州、沭阳（九月份曾被元军夺回）等地兵马，重点布防于淮东一线，首要目标是遏制张士诚继续北上威胁腹里。

    十月初三，诏令河南、淮南两行省并立“义兵万户府”，试图整合两地的豪强武装，用以对付日益壮大的“石汉”和“张周”政权。

    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庆童总兵，讨伐方国珍。

    同日，下诏于北方诸省“和买”战马，凡有马十匹之家，须强制征购两匹，每匹仅象征性支付钞一十锭（近乎掠夺），以充军用。

    十月初七，下诏许诺“义兵”立功者可暂时授予军职，待平定叛乱后再转授地方官职，以此激励地方武装头目为蒙元建功杀贼。

    同日，擢升四川行省右丞答失八都鲁为本省平章政事兼知行枢密院事，总领荆州、襄阳地区诸军，全权负责围剿活跃于豫南鄂北的南锁红巾军。

    十月十一日，元廷设立南阳、邓州等处“毛胡芦义兵万户府”（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胡芦而得名），招募当地土人（山民）为军，免除其赋役，令其专事讨贼。

    又诏令玉枢虎儿吐华募兵万人，南下镇守长江中游的江陵、荆门等地，接替答失八都鲁的防务；命答失八都鲁率其主力兵马赶赴汝宁府，加强对刘福通所部的压力。

    同时，设立“江州水军万户府”，命江西行省右丞佛家闾统领，试图在长江水道上重建一支能遏制徐宋死灰复燃，并能与汉军水师抗衡的武装力量。

    元廷的这一系列举措，显然吸取了此前数年每逢某部起义军势大，便仓促调兵，导致各地防务空虚，起义军蜂起的教训。

    在确定将主要打击目标锁定为石汉政权后，元廷并没有立即大举东进，而是首先致力于稳定其余各地战线，竭力遏制张士诚、刘福通、王权等部起义军的扩张。

    能先先剪除羽翼更好，实在不能，也要防止元军在全力对付石汉时，这些势力趁机兴风作浪。

    但石山又岂会坐等元廷从容布局？

    在此期间，徐达所部已基本平定杭州、绍兴两府，胡大海所部在肃清湖州府残敌后，挥师西进，攻克了广德路治所广德城；

    而毛贵所部也在宁国路势如破竹，连克治所宣城及辖县南陵，稳稳地扎下了根。

    长江两岸，战云密布。

    一边是力图挽回颓势的蒙元旧朝，一边是锐意进取的新生石汉政权。双方都在争分夺秒，调兵遣将，积蓄力量，一场决定江南乃至天下命运的大战，已经迫在眉睫。

    十月十五日，元廷终于亮出了针对石汉政权的核心军事部署：

    升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恩宁普为左丞，命其率军进攻汉军控制的庐州路，从西面施加压力。

    同日，正式命令新任南台御史大夫总揽东南军务的卜颜帖木儿，统合湖广行省右丞伯颜不花、江西行省左丞阿儿灰、参知政事阿里温沙、淮南行省左丞余阙等各部，并会同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所部元军主力，组成征讨大军，剑指石汉政权。

    ……

    PS：1.年号开朔寓意：“开”为开创、开辟，直指新朝肇基；“朔”本义北方（如“朔方”），亦引申为初始（如“朔日”为一月之始）。

    “开朔”合为“开辟新纪元之始”，既呼应元朝作为北方游牧政权入主中原的历史即将终结（“朔”暗喻其旧统），又强调新朝以华夏正统重新开端。

    历史上与之接近的年号，为汉武帝公元前128年至前123年的“元朔”（改正朔，定正统）。

    2.以红旗营当前的班底，实际凑不齐“百官”，只是在元帅府行政架构基础上加以调整。

    而且，如同因时而变随事而制的军队编制一样，任何政治组织的结构都不可能一成不变，事业草创期的新政权更是急剧变化。

    为避免水文且显得太干，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以后涉及有关剧情时，再列出相关人物和新的官职名称。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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