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阳江畔，硝烟还未散去，血腥气混杂着江水的湿浊气息，弥漫在初秋的空气中。

    后背是红旗营长江水师的火炮威慑，前方是徐达亲自率领的陆战将士突击，由乡勇组成的元军阵列，如同被重锤砸中的琉璃，顷刻间分崩离析。

    接战不到半刻钟，视野所及，已是遍地狼藉，溃兵如无头苍蝇般四散奔逃，丢弃的兵刃、旗帜随处可见，元军主将吕文燧呆立在乱军之中，面色灰败。

    他看着身边亲兵惶恐的眼神，听着后背再次响起的火炮“雷鸣”，又望了望前方那如同赤色铁壁般快速推进的红旗营战阵，最后一丝抵抗的勇气也消散了。

    双方的战力本就不在一个层次，又遭遇半渡而击，大军没有第一时间溃散，就已经对得起其人“善战”之名了。

    吕文燧人长叹一声，仿佛瞬间被抽空了所有力气，将手中的佩刀“当啷”一声扔在地上，对残存的吕氏子弟兵喊道：

    “放下兵器，降了吧，总得给宗族留点血脉。”

    军令司战前就搜集过绍兴路情报，太细的不甚清楚，吕文燧这种层次却很容易打听到。

    因而，得知被俘统兵将领是诸暨豪强，同时还是元军钱塘江防线主将，徐达便顿时有了主意，他走上前，看着垂头丧气的吕文燧，沉声问道：

    “吕文燧？你兄吕皓现为诸暨州同知，是也不是？”

    吕文燧愕然抬头，没想到对方连这个都清楚，只得苦涩点头。

    徐达心下计较此人在本地颇有根基，其家族影响力或可利用，若能劝降其兄，则兵不血刃拿下诸暨可期。留他一命，比一颗首级更有价值。

    “押下去，好生看管，勿要虐待。”徐达下令道。

    经初步清点，此战元军阵亡三百二十六人（未计落水失踪者），约有两千四百人四散而逃。

    徐达所部缺乏足够的骑兵进行战场遮蔽与深远追击，加之他西进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接应常遇春渡江，便果断放弃了追剿溃兵，仅收拢俘虏两千一百余人。

    浦阳江西岸尚未渡江的两千余元军见势不妙，早就在炮船发威后，朝萧山方向撤退。

    迅速打扫完战场后，徐达便率领舰队，押解着俘虏，继续沿水道向萧山方向进发，意图与常遇春会师，并堵截住这支逃窜的敌军。

    但大军行进途中，却追丢了这支敌军。

    事后才得知，这些惊弓之鸟在军官带领下仓皇西撤，行至钱清盐场附近时，已是人心惶惶。他们猜测吕文燧主力尽丧，对岸的红旗营很可能已经渡过钱塘江，兵临萧山城下。

    恐惧压倒了本就不甚严的纪律，任凭军官如何催促鞭打，乡勇们也不愿再踏返回萧山。

    最终，这群失控的败兵竟将恐慌发泄在了钱清盐场，他们洗劫了盐仓和灶户，抢夺了所有能带走的财物和粮食，随后便一哄而散，消失在错综复杂的河网与山野之间。

    他们的嗅觉确实比较灵敏，吕文燧从钱塘江东岸撤军的当日，常遇春便敏锐地察觉到了对岸元军防线的异常——旗号调动混乱，斥候活动也变得稀落。

    他当机立断，不再等待徐达的确切消息，抓住元军兵力空虚的战机，立即挥军强渡钱塘江。

    留守东岸的元军本就兵力不足，士气低落，在常遇春所部雷霆万钧的攻势下，几乎一触即溃。孛兰奚寄予厚望的钱塘江防线，就此土崩瓦解。

    绍兴路西线门户洞开，萧山县城暴露在红旗营兵锋之下。

    常遇春采取了与徐达类似的策略：留下张焕率领一部偏师，监视并围困萧山；他则亲率主力，沿着大运河快速东进，直扑绍兴城城下，意图一举攻陷此城，锁定胜局。

    徐达与常遇春两路大军，在萧山以东四十里处顺利会师。简单商议后，徐达请常遇春分出一支可靠人马，押送吕文燧等重要俘虏返回萧山城下。

    吕文燧能不能成功劝降此城并不重要，他的出现，本身就是对萧山守军士气的致命一击。

    安排妥当后，徐、常二人率领主力，浩浩荡荡杀向已是瓮中之鳖的绍兴城。

    绍兴城头，守军望见东西两面如赤潮般涌来的红旗营大军，其抵抗意志快速崩塌，接连丢失水寨和钱塘江防线，连援军主将都被生俘，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快得让人绝望。

    而在绍兴城外，留守的李喜喜这几日也没闲着，督促随军工匠和民夫，日夜不停地赶工，打造出了大量云梯、楯车、壕车等攻城器械。

    大军休整了一日，养足精神后，总攻开始。

    这一次，常遇春让位于徐达坐镇中军，指挥全局。

    战斗异常激烈，蒙元江南浙江道肃政廉访使孛兰奚确实尽了全力，他亲自登城督战，斩杀数名畏缩不前的士卒，试图挽回颓势。

    但在红旗营绝对优势兵力的持续猛攻，以及火炮、强弓硬弩的远程压制下，守军的抵抗如同阳光下的冰雪迅速消融。

    战斗持续了两日半，绍兴城防多处出现险情，最终由无锡籍豪强莫天佑率领的选锋死士，冒着如雨的矢石，悍勇先登，终于在南城墙撕开了一道缺口。

    “城破了！莫指挥先登！”

    “杀进去！”

    欢呼声与喊杀声震天动地。红旗营将士如同决堤的洪水，从随后打开的植利门汹涌而入。

    孛兰奚深知以自己的身份，一旦被俘，定难幸免，退入城中后还试图组织残兵进行最后的抵抗，却在混乱中，被一支冷箭射中背心，当场殒命。

    主将战死，绍兴城彻底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迅速陷落。

    从徐达率部突入曹娥江算起，到绍兴城头换上红旗，前后不过一旬时间，红旗营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了这座浙东重镇。

    在此期间，俞廷玉统率的偏师攻克了兵力空虚、城防简陋的上虞县和余姚州，张焕所部也拿下了士气衰落的萧山县。

    至此，绍兴路核心平原地区尽入红旗营之手，仅剩下位于南部山区，道路崎岖的诸暨、嵊县、新昌三城，需待大局稳定后，再派兵马逐步肃清。

    在此期间，石山也没在杭州闲着，除了继续招揽本地士子，理顺各方面关系外，他还接见了方国珍的使者方明善和詹鼎。

    面对红旗营在浙北展现出的强大战力，方明善自动忽略了此前顾成刺杀元使，逼迫方氏再次反元的那点“不快”。石山则从大局出发，也暂时将方国珍“屡降屡叛”的恶名搁置一旁。

    双方都有意避免在元廷大敌当前时另树强敌，故而谈判异常顺利，很快达成了两条核心协议：

    其一、彼此承认对方当前的实际控制区。

    其二、对于尚未被任何一方攻占的蒙元州县（庆元路暂不在此列），双方各凭本事攻取，互不干涉。

    相对于此前与张士诚政权签订的同盟协议，这一份协议显得格外“简陋”，原因也很简单：

    石山在即将与元廷开启大战的形势下，暂时无意招惹方国珍这支熟悉水文、来去如风的海上力量。

    对方国珍而言，其核心利益在于控制海上贸易线路，获取巨额利润，与暂时专注于陆上扩张的红旗营还没有根本性冲突。

    方氏当前的核心实控区台州路因西侧天台山、大盆山、仙都山等山脉阻隔，元军难以由此方向深入；北面是正在攻取的庆元路，东面则是大海，实际只需要防守南面的温州路。

    庆元路西面是红旗营拿下的绍兴路，东、北两面全是大海。

    所谓观念一变天地宽，方国珍此时与石山达成默契，等于让红旗营替他挡住了元廷大部分陆上进攻，有利于治政力量薄弱的方氏快速消化新占领区，并全力图谋庆元路。

    至于未来两家可能因利益冲突而兵戎相见，那也要等到双方都能存活到“未来”再说。

    乱世之中，城头变幻大王旗。

    强如徐宋政权，去年上半年还势不可挡，还一路高歌猛进，同样攻陷了杭州路，如今却已经是国都沦陷，风雨飘摇。

    谁又能保证，如今风光无限的红旗营，不会重蹈覆辙？

    正因对未来都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双方都极有默契地没有在协议中提及“贸易”事宜。

    ——尽管方国珍迫切需要石山治下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来维持其海上贸易网络，而石山也需要为辖区内日益增长的工业产能寻找稳定的出海通道。

    但这些都需要在自身统治彻底稳固之后，才能提上议事日程。

    实际上，早在红旗营攻破苏州府（平江路）后，就有当地富商沈富建议早开海贸。

    此人原籍湖州乌程县，至顺年间随其父迁居苏州长洲县，靠垦殖荒地积累了第一桶金，随后投身商贸，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商业手腕，数年间财富翻了几番，堪称商业奇才。

    恰逢苏州本地另一豪商陆德源预感天下将乱，恐巨额家产引来灭门之祸，竟在红旗营入城前，将名下大半田庄、店铺等产业近乎“托付”般转赠给了正值事业上升期的沈富。

    沈富的魄力远超陆德源，他将这乱世视作了风险与机遇并存的舞台，不愿让名下庞大的产业待在账上吃灰，急于拓展更为广阔的生财之路。

    红旗营才控制苏州，他便主动捐献稻米千石劳军，并成功求见石山。

    见面后，沈富更是抛出惊人之语：愿意捐献半数家财，并凭借自身影响力鼓动苏州其他富商捐钱捐物，全力协助红旗营重建被战火波及的刘家港。

    其人唯一的“请求”，就是希望能在未来红旗营主导的“通番”（海外贸易）中，获得最大的份额特许经营权。

    石山在后世就曾听过沈富“沈万三”的鼎鼎大名，原本好奇他如何在短时间内积累起富可敌国的财富，此世亲身接触，方才明白其手段精髓。

    ——辛苦经营、跋涉贩运，哪里比得上攀附权贵、获取垄断性的特许经营权来得暴利和快捷？

    海贸，石山是一定要大力开展的，且规模将远超历代，但这必须是在新政权主导之下，由“荣军社”这样的官方资本引领，鼓励民间广泛参与，能够被有效管理和课税的健康贸易体系。

    无论是拥兵自重、难以驯服的方国珍，还是财力雄厚、深谙官商勾结之道的沈富，在现阶段都是红旗营难以完全掌控的巨大变量。

    对这两股力量，石山的策略是既团结利用，又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加以防范和制衡。

    原历史位面，沈富“好广辟田宅”，以致发家后“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石山可不希望自己亲手扶持起一个依靠政治特权进行垄断经营和土地兼并的超级寡头。

    当然，这些都是长远布局。

    眼下，红旗营的水师力量尚不足以完全掌控东南沿海，更别提护卫（有效约束）海贸船队。

    但“堵不如疏”，官府若完全禁海，庞大的沿海产能和逐利本性必然会催生猖獗的走私贸易。

    为此，石山早就未雨绸缪，已命令商曹在刘家港先行试点，设立市舶司，有限度地放开一个小口子，允许民间船舶在按规定报备，统一缴税的前提下出海贸易。

    在这种“公平竞争”的初期框架下，他自然不可能答应沈富那近乎垄断的请求。

    随着红旗营接连攻陷杭州府诸县，并展现出比元廷更有效的地方治理能力，一些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本地人才也开始转变立场。

    例如，之前婉拒石山招揽的杨维桢，近日在被石山以“咨议盐政改革”为由相询时，态度便软化了许多。

    此人闭门谢客两日后，向石山呈递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议大元盐政弊病及变革疏》。

    在这篇凝聚其多年思考的文章中，杨维桢切中时弊，提出了六条极具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其一、灶户编户之弊，当革其役籍

    灶户世袭为役，人身依附，终岁煎盐不得自由，稍有懈怠辄遭笞楚，导致民怨沸腾。

    建议灶户分等减役，按产盐额分上、中、下三等，上户充场官，中户主煎盐，下户充杂役。并解放灶户人身依附，按产盐量分等定役，并允许灶户子弟读书科举，打破身份枷锁。

    其二、盐课苛重，当行分等征银

    盐课层层加码，灶户所得不足十之一，遂弃盐而逃。

    建议盐引分等定价，尝试“折色纳银”替代实物征收，废除盘剥灶户的“工本钞”制度，由盐运司直接发放口粮，杜绝官吏从中克扣。

    其三、盐法混乱，当设巡盐御史

    盐运司、批验所、巡检司等官衙权责不清，私盐透漏如织。

    建议提议设置专职的巡盐御史，监督各级盐务机构，严厉打击私盐，明确权责，堵塞漏洞。

    其四、私盐横行，当行“官收官卖”

    私盐横行的根源在于官盐价昂如珠玉，私盐贱若泥沙。

    建议官收官卖平抑市价，州县设官盐局，按户计口售盐，并大幅削减盐课，以减少盐价；并疏通民间商运商销渠道。

    其五、仓廪空虚，当修盐仓备荒

    各地盐仓屡遭风潮，仓廪不修，导致大量成盐遭水患白白丢失。

    建议修葺沿海盐仓，拨款采买储备食盐，以减少因天灾导致的百姓损失。

    其六、吏治腐败，当行考成之法

    盐场胥吏“掊克工本，卖放私盐”成风。

    建议严核盐场考成，许民讦告盐弊，查实后重奖实告者，诬告者反坐其罪。

    不得不说，杨维桢在钱清盐场司令任上的几年磨砺没有白费，他对盐政积弊洞若观火，所提方案也颇具可行性。这份奏疏堪称干货满满，体现了其经世致用之才。

    尽管如此，石山审时度势，并没有立即推行大规模的盐政改革。

    眼下沿海州县新附，还远远谈不上真正安定下来，而元廷大军的反扑已是山雨欲来，此时进行如此深刻的制度变革，时机并不成熟。

    对于杨维桢，石山以诚相待，明确告知了暂不改革的现实考量，并再次郑重邀请其出山相助。

    这一次，看清了红旗营气象与石山诚意的杨维桢，没有再推辞，终于应允出仕红旗营。

    待徐达、常遇春攻陷绍兴的捷报传至杭州，赵普胜也攻陷了杭州府与相交处的昱岭关，意味着杭州府周边的军事威胁已基本扫清，剩余州县和关卡的攻取只是时间问题。

    石山亲率大军在外征战数月，作为势力领袖，他必须尽快返回江宁坐镇，统筹全局，应对即将到来的与元廷主力的战略决战。

    大军开拔在即，为适应新的战争形势与疆域管理需要，石山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人事调整：

    任命常遇春为江浙行省左丞，主持太平府、宁国路（尚未完全攻取）军事，

    统辖其本部擎日左卫及毛贵所部拔山右卫，进驻太平府，构筑西线防御核心，准备迎击来自荆湖方向的元军反扑。

    任命徐达为江浙行省右丞，负责杭州、绍兴两府军事防务，

    统辖李喜喜所部擎日右卫和赵普胜所部抚军右卫（暂为三镇编制），并调配长江水师一个营分舰队归其调度，确保东南沿海防务与内部安定。

    任命张德胜为长江水师都指挥使，随中军返回江宁，整备水师，准备参与未来的大规模江河作战或沿海策应。

    任命胡大海为江浙行省参政，率领拔山左卫及若干直属镇、营，负责肃清湖州路残余元军并攻取广德路，打通与应天府腹地的陆上联系。

    任命傅友德为淮南行省参政……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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