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暴虐，……以致神州板荡，黎庶倒悬……今本帅石山，率吊民伐罪之师，荡涤胡尘，光复汉家山河！但诛蒙元酋首、奸佞官吏及负隅顽抗之辈，绝不伤及良善百姓一分一毫……”

    “……自即日起，凡蒙元所定‘包银’‘丝料’等苛捐杂税，尽数废除！乡间农人，若缺粮种，可向官府申贷；城中商贾，欲复旧业，官府可免息借予本银。

    凡因战火流离失所者，皆可至官府登记，由官给屋舍、发口粮，助其垦荒安居……”

    “……本帅素重天下英才，凡怀经纶济世之学者，通晓钱谷刑名之能士，不拘出身，皆可诣府衙投牒自荐，量才授职！隐逸山林之贤达……。

    凡有利民安邦之策，兴国强国之议，皆可直陈于本帅案前，绝不因言罪人……”

    红旗营记室参军孙炎颇有捷才，大军方才控制城内要点，他便在临时征用的官廨中，围绕“安民”“复业”“招贤”三大核心，挥毫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安民告示。

    自石山独立领兵攻陷虹县起，红旗营凡破一城，必先安民，早已成为惯例，并有范文，只需根据实际情况略作调整即可。

    只是此次不同于以往，杭州非比寻常州府，它既是南宋故都，承载着汉家衣冠南渡后的百年风华，又是蒙元江浙行省治所，掌控着东南财赋之枢。

    对此地的安抚与掌控，需格外用心，其象征意义与实质影响，远超常州、松江等路府。

    孙炎写就告示初稿，不敢怠慢，立即赶来请石元帅审核定夺。

    石山此刻正在博士陈基的陪同下，在官房内接收、检视江浙行省的户籍、田亩、财税等核心簿籍文书。闻声接过孙炎呈上的文稿，目光迅速扫过。

    于他而言，安民告示的关键不在辞藻如何骈俪典雅，而在于告示上的承诺能否迅速转化为取信于民的实际行动。

    “很好！”

    石山颔首，仅提笔在两处细微措辞上略作调整，便递还给孙炎。

    “就按此稿抄录副本，下发各巡逻队，反复宣读，务使城内军民尽知我军政策。”

    孙炎接过文稿，瞥了一眼肃立在一旁的陈基，似乎有话想说，但最终还是咽了回去，抱拳躬身：

    “属下遵命，这就去办。”

    “元帅。”

    待孙炎的脚步声消失在廊庑尽头，陈基轻轻放下手中一卷关于杭州府库钱粮的文书，整理了一下衣冠，向前一步，神情郑重地向石山进言，道：

    “如今荆湖战事大局将定，伪元朝廷很快就能腾出手来，必调集重兵针对我军。

    杭州乃前宋故都，王气所钟，人文荟萃之胜地。元帅何不借此大胜之威，顺应天命人心，正位建国，以此振奋全军将士之心，凝聚天下豪杰之望？”

    陈基这番话，并不是无的放矢。

    乱世争霸，根基浅薄时便妄自称王称帝，无疑是树大招风，自取灭亡之道；

    但当基业已具规模，势力领袖若仍迟迟不肯更进一步明确名分，也容易让追随者疑虑其志向与格局，甚至滋生不该有的心思，导致内部离心离德。

    ——就在上月，江北局势便生波澜。

    张士诚因久攻淮安路治所山阳县不下，竟暗中派人联络占据泗州后便进展迟缓的彭二郎，约定两部共同出兵，瓜分山阳。

    不是每个人都能学李喜喜这般舍弃徐州的基业，到江南追随石山从头再来。留在江北的诸部将领，也要为自己和麾下弟兄寻一条活路。

    毕竟，石山率军渡江攻取江南，很长一段时间内无力在江北投入过多力量，尤其是徐州诸部。

    元廷却因红旗营主力南下，反而因压力大减，开始加大对徐州诸部的反扑力度，彭二郎等人若不能积极进取，打开局面，便只能在元军日益加剧的围剿中坐以待毙。

    石山当初不愿兼并徐州红巾军，就是无力背起这个沉重的包袱，而给了他们相当大的自主权。

    彭二郎此前攻取泗州，虽是“先斩后奏”，石山就未加深究；殷从道在六月下旬，也抓住时机，以芝麻李的名义调兵攻占了宿迁。

    但彭二郎这次与张周政权携手攻打山阳县，性质却不一样。

    张士诚这个“诚王”再如何不上台面，在这个极其看重名分符号的时代，其号召力与一方“元帅”仍不可同日而语。

    得知彭二郎擅自与张士诚联合出兵后，李武、殷从道、芝麻李便联名上书，向石山详细汇报了此事，并再次劝进，请他尽快称王，以定江北诸部之心，明确上下名分。

    陈基身为元帅府博士，职责在于文书典章，并无过问军机之权，因此并不知晓彭二郎与张士诚联手瓜分山阳事宜。

    他此刻劝进，其立足点与李武等人有所不同——更着眼于在杭州称王建国，其背后隐约带着江南士人群体的期许。

    石山自然不可能接受这个看似顺应时势，实则可能暗藏地方士人私心的建议。故作糊涂地反问：

    “敬初（陈基表字）莫非忘了？南宋的都城，不是汴梁么？”

    终宋一代，法理上的国都始终是东京汴梁，杭州（临安）仅是行在所，是临时都城。宋高宗赵构将其命名为“临安”，本身就有“临时安顿”“不忘北伐”之意，以此维系南宋朝廷的政治合法性。

    “咳——”

    陈基轻咳一声，略显尴尬。劝

    进之事，通常需群臣合力，方能营造出“众望所归”“顺天应人”的氛围，个人的单独进言效果有限。他之所以特别强调在杭州称王建国，实因眼下这个时间节点十分关键。

    红旗营现阶段的军政中心在应天府，元帅府亦设立于彼处。

    石山作为势力领袖，不可能长期远离权力中枢。如今攻下杭州，若不借此机会将统治中心迁至杭州，或者至少在此举行称王大典，那么石山很快便会班师返回江宁。

    对陈基这样的江南籍士人而言，此刻还能因随军参赞而常伴元帅左右，若回了江宁，元帅府人才济济，江北元从众多，他再想获得如此近距离展现才华，施加影响的机会就难了。

    这番话，实则是在提醒石山应当重用江南士人，以巩固红旗营在江南的统治根基。

    见石山以杭州非正式国都为由岔开话题，似乎不愿深谈，陈基只能将话挑得更明一些：

    “属下方才表述不谨，请元帅恕罪。只是，杭州路的象征意义，非寻常路府可比，钱粮充盈，文风鼎盛。元帅既取此地，何不顺应人心，再进一步，以定鼎之姿，收揽江南豪杰之心？”

    石山深知，这个时空早因他的到来而变得面目全非，红旗营如今已是天下最大的反元势力。他这穿越者身负天下之望，必须承担起领袖群伦的历史责任，再进一步是迟早的事。

    但地点绝不能在杭州，他必须及早亮明态度，以免陈基等江南籍人士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敬初此言，确有道理。”

    石山转过身，目光坦诚地看着陈基，道：

    “我此前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便是在为日后建国立都做铺垫。但杭州虽好，却非开拓进取之地。红旗营以驱虏复汉为旗号，眼光当放于整个天下，岂能自限于江南一隅？”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带着期许，接着道：

    “敬初大才，也应放眼九州风云！”

    陈基闻言，身躯微微一震。他终于明白了石山的雄心与决断，也听懂了话中隐含的警示与期许。乃深吸一口气，整理衣冠，向着石山深深一揖，语气变得无比郑重：

    “元帅教诲如醍醐灌顶，是基目光短浅了。基定当竭尽所能，辅佐元帅早定江南，北复中原，重定天下！”

    石山欲借助江南的人力、财力、物力扫荡蒙元，核心权力层中迟早要吸纳一批江南才俊，但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平衡。

    绝不能刚刚占据江南一隅，便表现出过度倚重江南士人的倾向，那会让那些从一开始就提着脑袋跟随他创业的江北“老人”心寒。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即便红旗营全由江北人或江南人构成，内部也会因地域、利益、理念的不同而逐渐分化出各种派系。

    世上本就没有铁板一块的势力，内耗在所难免，关键在于掌控与平衡，而这正是势力领袖最重要的驭下之能。

    至于立都建国之地，杭州确实不是理想之选。

    石山说“非开拓之地”，都算是十分委婉的说法。

    南宋小朝廷立国五年后才正式选择杭州做行在，有着军事防御、经济基础、地理环境和政治需要等多重考量。但最重要的原因，实际只有一条——靠海，便于在局势不可收拾时浮海远遁。

    杭州西、南群山环抱，易于设立关隘防守；北面太湖平原水网密布，能够阻滞骑兵快速机动；东面钱塘江口直通苏州洋，一旦事有不谐便可渡海逃生。

    两百余年过去，杭州再起战火，一年之内三度易手，固然有守军不力的原因，但其地缘上的先天不足——缺乏战略纵深，防御过度依赖外围屏障，一旦外围被破，杭州便难以防守。

    石山也没办法改变这一现状，不能牢固控制外围诸城，杭州就始终不稳妥。

    因而，在攻陷杭州后，他就命红旗营大军四出，分别攻取余杭、临安、于潜、昌化、新城、富阳等城和昱岭关、千秋关、独松关（含独松、百丈和幽岭三关）等关隘。

    至于隔钱塘江相望的绍兴路萧山县，则因眼下正值钱塘江大潮，风急浪高，水文复杂险恶，即便长江水师舰队抵达，大军渡江作战的风险也很大，只能暂且延后。

    从这个角度看，庆童将元军主力分散部署于周边各路要点，确实比猬集于杭州城内更能发挥战略作用。红旗营此番未能将江浙元军有生力量全歼于杭州城下，后续的战事，必然还要更加频繁与艰苦。

    不过，战争便是如此，充满了不确定性，错过了便是错过了，没什么好遗憾的。

    至少，杭州已经入手。眼下最紧要的，是尽快稳定此地秩序，恢复民生，并打下其外围诸多城池，然后石山才能抽身返回江宁。

    荆湖战事接近尾声，卜颜帖木儿大军回师在即，必须加强浙北西线的防御；江北因张士诚联合彭二郎攻陷山阳县，局势再起波澜，他作为势力领袖，不能长时间远离军政中心应天府。

    石山自渡江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已充分展现了红旗营强大的武力；这一路招贤纳士，安抚地方，也明确表达了愿与各地士绅豪强合作共治的诚意。

    稳定杭州，关键在于实绩与信心。只要红旗营能牢牢控制外围，确保元军无法反扑，本地的精英阶层审时度势之后，自然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在大规模招纳贤才之前，石山需要先明确杭州在红旗营政权体系中的地位——这恰恰也是陈基关心的问题，只是他更侧重于“人”，而石山则更侧重于“地”。

    毫无疑问，红旗营当前的军事政治核心只能是江宁应天府。杭州凭借其经济总量和政治影响力，可以继续担任江浙行省的治所，但必须是经过分割削弱后的“江浙行省”。

    元廷的行省区划过于粗放，仅江浙行省一地，就囊括了后世江苏省南部、安徽省南部、江西省东北部、上海市全境、浙江省全境和福建省大部，且多为人口稠密、赋税丰盈之地。

    红旗营渡江后先攻下江浙行省，此地也必然最先走出战乱，恢复繁荣。即便日后有计划地向外移民，江浙的人口密度与经济体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其他各地仍将具备压倒性优势。

    若石山将来一直定都江宁，凭借政治中心的近距离辐射和抽血，或可勉强压制、平衡江浙。

    一旦未来迁都别处，则以江浙的富庶和文教昌盛（本质是经济基础支撑起的教育投入和庞大人口基数筛选出的知识精英），极易形成尾大不掉，乃至左右朝局的地方利益集团。

    在石山未来的蓝图中，江浙行省将被大刀阔斧地分割，回归到更合理的历史地理单元定位上。

    但眼下红旗营连浙北都未完全掌控，地盘有限，骤然更改高层区划时机并不成熟。他便参照此前在集庆等地的“惯例”，先改杭州路为杭州府，降海宁州为海宁县，其余州县暂维持原状。

    至于人事安排，石山原本考虑将陈基外放，以培养其处理庶务的能力。

    但经过方才这番对话，他意识到陈基抱负不小，但难免带有江南士人固有的地域视角和急于求进的心态，看来还需再多一些观察与打磨。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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