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头，赤色旗帜在晨风中猎猎作响。

    城池易主，对于在蒙元苛政下挣扎求生的底层百姓而言，往往意味着改变的契机，尽管渺茫，终究是希望；但对于那些身陷囹圄的蒙元官员，却是命运的分水岭，每一步都踏在生死边缘的薄冰上。

    肃杀之气尚未从红旗营临时元帅行辕（原江浙行省衙门）的公堂上散去，石山就已经快速甄别并处置了被俘的蒙元官员。

    对于如钱塘尹齐光祖、仁和县丞向梦解这类家小均在红旗营实际控制区内，自身官声尚可，且对旧朝并无死忠之志的官员，石山采取了怀柔政策。

    他并没有对这些人苛责，反而温言抚慰，略给台阶，分析利害，劝其为己所用。

    齐光祖等旧官正值壮年，本就不愿就此终结好不容易得来的仕途，眼见石元帅并不是残暴嗜杀之辈，反而展现出重整山河的雄主气象，稍作犹豫，便顺势改换门庭。

    石山则将他们暂留原职，令其协助红旗营接管杭州，稳定本地民心。

    乱世争霸，争的就是人才和统治根基。这些有行政经验且有较好官声的旧官加入，将为红旗营在杭州建立统治秩序，提供宝贵的经验与人脉。

    红旗营当前确实存在行政人才不足的问题，还很严重，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就不要挑挑拣拣了。

    但也不是每个旧官都能享有这份“宽容”，如原杭州路同知俞元。

    此人原本是仁和县尉，去年协助孛兰奚去年收复杭州立下大功，得以从正九品的县尉破格擢升至正四品的路同知，可谓“皇恩浩荡”。

    更兼其手上沾满了起义军的鲜血，双方早就结下深仇大恨。

    俞元也知道自己落在红旗营手中绝无幸理，城破之时本想自刎殉节，却被意图投降求活的部下死死按住，成了他们献给新主的“投名状”。

    不过，以石山杀人还要诛心的习惯，俞元还能多活几天——至少要审清罪责，并清查抄没其家产。

    其余提前逃出杭州“搬救兵”的蒙元官员，留在城中的产业，大部分也会被查抄。

    等做完这一切后，俞元等人才会被押赴市曹，明正典刑。

    在这归顺与赴死的两极之间，更多的人则处于深深的煎熬与彷徨之中。杭州税课提举司副提举杨维桢，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杨维桢乃绍兴路诸暨州人，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年仅三十一岁的他进士及第，风光无限，初任天台县尹，满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

    然而，现实很快给了他沉重一击。

    其人赴任后，敏锐地发现县衙被号称“八雕”的八名猾吏把持，他们上下其手，伪造账册，勾结地方豪强，肆意欺压盘剥百姓，将天台县政搞得乌烟瘴气。

    年轻气盛的杨维桢岂能容忍这个？欲以雷霆手段整顿吏治，决心扳倒这害民毁政的“八雕”，还天台县清明。

    但他终究还是太年轻，低估了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反扑的狠厉。

    杨维桢的举措深深触动了豪强们的利益，不仅没有将“八雕”彻底整倒，还在上任仅一年多，便遭恶吏罗织罪名，诬陷中伤，最终被罢官去职。

    这次挫折如同一盆冰水，浇熄了他初入仕途的炽热，也让他初次领略到官场的黑暗与倾轧。但他并未就此沉沦，待风头稍过，就四处奔走，托关系，求门路，渴望复起以施展抱负。

    六年后，杨维桢终于谋得钱清盐场司令一职。

    此职仅为从七品，位阶低于他初任的天台县尹（从六品），但为了施展平生抱负，杨维桢仍毅然赶往钱清盐场赴任。

    彼时，元廷财政日渐窘迫，对盐课这等重要财源催逼日甚，各级官吏更是趁机层层加码，中饱私囊，底层灶户苦不堪言。

    杨维桢亲眼目睹自己治下年迈的灶户在烈日下的盐田里活活累倒，再也没能起来，而官府的催课胥吏却依旧如狼似虎。

    其人愤懑难平，感叹“此官做得何其窝囊！”，连夜写下情理恳切的请愿书，送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请求减免钱清场不合理的盐税指标。

    换来的，却是上司“盐税乃朝廷命脉，不可妄议”的冰冷批文，以及同僚看笑话般的眼神。

    时年三十八岁的杨维桢，那股深植于骨子中的狷介之气再次爆发。他竟然直接冲进盐司衙门，当着众多官吏的面，将官帽摔在地上，厉声对上司都转运盐使道：

    “要么减掉我钱清场三千引（约六十万斤）的苛税，要么杨某今日便挂冠归田，此生再不踏足官场半步！”

    蒙元官场腐败，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油水丰厚的盐政更是腐败重灾区，盐司上下几乎无人干净。杨维桢这般不要命似的闹法，一旦真捅上去，谁也讨不了好。

    最终，屁股不干净的盐运使被迫妥协，同意减税。

    而杨维桢虽为民请命成功，却也彻底得罪了自己的上司，以及更加庞大的利益集团，被牢牢“焊”死在钱清盐场司令这个微末职位上，再无升迁的希望。

    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其父杨宏去世，杨维桢依制丁忧离任，便如同一颗弃子，被无情地踢出了蒙元官场。

    守丧期满后，他试图谋求复职，屡次请托却如石沉大海。

    官场的大门，似乎已对他彻底关闭。心灰意冷之下，杨维桢转而投身文教，借诗酒寄托情怀。

    他在杭州发起“西湖竹枝词”运动，化俗为雅，使竹枝词风靡全城；在昆山顾瑛的“玉山草堂”，他是最受欢迎的清谈客与诗文评裁；

    在嘉兴“聚桂文会”、在松江“应奎文会”上，他执掌评鉴，一言可定诗文优劣，渐成江东文坛公认的盟主。

    在此期间，其人《丽则遗音》、《西湖竹枝词》等著作刊印，更是让他一手开创的“铁雅诗派”声名鹊起，坐稳了元末诗坛的头把交椅。

    然而，文坛的风光，终究难以填补仕途的失意。

    杨维桢那颗“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子之心，从未真正冷却。

    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元廷诏丞相脱脱主持修辽、金、宋三史，直到次年书成，竟然还未定下辽、金、宋三国谁是正统。

    杨维桢敏锐地抓住机会，写下煌煌巨论《三史正统辨》。总纂官欧阳玄读后击节赞叹，称“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有意举荐他入史馆。

    可早已腐朽透顶的蒙元官场，又如何容得下杨维桢这等锋芒毕露、不谙官场“规则”的异类？举荐之事，因阻力太大，终成泡影。

    直到至正十年，杨维桢终于得到同榜进士康若泰的举荐，才得以复出，出任杭州税课提举司副提举。

    兜兜转转二十三年，官阶竟然回到了当初进士及第后出任天台县尹的起点——从六品。这在蒙元官场，堪称绝无仅有的异数。

    税课提举一职，负责管理市肆、征收商税，需应对上司的指标、商贾的抵制，收入还多靠税收提成，可谓处在矛盾的漩涡中心，动辄得咎。

    杨维桢深感此职如陷“墨海”与“火狱”，身心俱疲。

    但经历了两次丢官去职的打击，且已经步入晚年（公元1296年出生），他的心态多了几分无奈的沉稳，虽然在此任上味同嚼蜡，却仍咬牙坚持，不愿再轻易失去这来之不易的官职。

    因其“不睦同僚”“忤逆上官”的“恶名”在外，杭州官场对其多是敬而远之。

    红旗营南下，城破在即，庆童等人纷纷派遣心腹以“搬兵督战”为名出逃，杨维桢却没有门路可走，也不愿再次仓皇丢弃官身，只能心怀忐忑地留在城中，听天由命。

    因其文名甚著，石山对杨维桢也早有耳闻。入城后，便将其列入首批重点甄别名单，命人详细调查其过往及在税课提举司任上的作为，得知杨维桢并无贪渎恶行，

    破城次日，杨维桢被带至石山行辕书房。

    此处已非昔日蒙元大员们醉生梦死之所，案牍整齐，地图高悬，透着一种简朴而高效的氛围。石山屏退左右，亲自为杨维桢斟上一杯清茶，态度谦和却又不失主导。

    “铁崖公。”

    石山打听过杨维桢的性格，开门见山地道：

    “公历任地方，无论是天台惩奸，还是钱清减税，皆以民生为念，数遭贪官污吏排挤而不改初心，品德高洁，山素来敬佩。

    如今蒙元失道，天下鼎沸，石某奋起于草莽，志在驱虏复汉，解民于倒悬。正值用人之际，铁崖公一身才学抱负，岂忍空老林泉？可愿助我辈一臂之力，共奠新基，早定这纷乱之世？”

    杨维桢为人宽厚耿直，不喜虚与委蛇，石山这种开门见山的方式，反而让他觉得有些对胃口。关于红旗营的种种传闻，他听过不少，毁誉参半。

    此刻见这位名震东南的“逆贼”头领如此年轻，目光却深邃沉稳，言语间既肯定了自己过往的坚持，又点明了当前大义，诚意满满。

    若是早十年，仕途无望而雄心未泯之时，面对如此直白的招揽，杨维桢说不定真会心动。

    但如今，他已年近六旬，饱经时间沧桑和官场昏暗，雄心渐去，而那份士大夫的“气节”观念，以及对于“贰臣”之名的顾虑，却沉沉地压在他的心头。

    杨维桢沉默片刻，终究还是缓缓摇头，语气带着几分疏离与固执：

    “杨某老矣，年近花甲，奔波半生，却落得一事无成，实已无心仕途。倒是阁下，弱冠之年便能搅动天下风云，成就如此局面，确非常人。

    可惜……不知天高地厚，闯下这泼天大祸，恐非万民之福。还望阁下……早日回头，或可还天下一个太平。”

    这话已是相当不客气，近乎指责。侍立一旁的亲卫脸色微变，石山却哈哈一笑，不以为忤：

    “哈哈哈！都道铁崖公性情狷直，有古君子之风，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

    石山心知如杨维桢这等饱读诗书、观念已然定型的老派文人，绝不是一次谈话就能轻易说服。他们对新政权的认同需要时间，也需要事实来证明。

    石山不急于一时，更不会强逼对方投效。

    “人各有志，石某不便强求。”

    石山的语气颇为平和，接着道：

    “城中秩序已大致安定，铁崖公可自行回府，家中一切安好，我已派人看护。公若想返回诸暨故里，可稍待几日，待钱塘江大潮平息，我军战船可护送公安然渡江；

    若欲往他处，也请待我军肃清周边溃兵流寇，确保道路安宁之后再行，以免不测。”

    杨维桢闻言，微微一怔。他本以为即便不被治罪，也难免受些折辱或软禁，没想到石山不仅轻易放他离开，还为其安全考量，安排得如此周到。

    细看石山的眼神，也颇为清明坦荡，不似作伪。

    想想也是，对方如今掌控十余路府，手握数十万大军，确实没必要对自己这落魄老儒耍什么心机。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面对这般以礼相待自己的石山，杨维桢心中的抵触也不由得减了几分，拱了拱手，语气缓和了许多：

    “如此……便谢过阁下关照了。”

    杨维桢前些年的主要活动区域嘉兴、苏州、松江、杭州等地，已经全被石山掌控，家乡诸暨州也在红旗营兵锋威胁之下，被释放后确实没有好去处。

    更何况，他这大半辈子早就习惯了众星捧月的名利场，已经没法再回到诸暨老家的平静生活，加之顾瑛等友人未出仕石山也没有被加害，还不如留在杭州静待时局变化。

    怀着复杂的心情，杨维桢走出了森严的省衙大门。

    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他眯着眼，打量着劫后余生的杭州街巷。想象中的混乱、杀戮、抢掠并未出现。街道虽偶有战火痕迹，但已被清理得颇为整洁。

    一队队红旗营兵士铠甲鲜明，纪律严明地巡逻而过，对百姓堪称秋毫无犯。

    往日里常见的乞丐流民似乎也少了许多，后来他才知道，这些人大多被红旗营以“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起来，参与城防修补、街道清淤等劳作。

    更令他惊讶的是沿途市井商铺，竟大部分开门营业，虽然不如往日繁华，却也透着顽强的生机。

    他信步来到自己曾管理过的西市，只见市口告示栏前围了不少人，一名投诚了红旗营的原衙门小吏，正站在凳子上，大声宣读着新任官府发布的《告诸商贾市户约法五章》。

    杨维桢有些好奇，凑近了，看到榜文上的内容，吃了一惊。

    “告谕诸行商贾、市井铺户：

    本帅驱虏复汉，解民倒悬，光复杭州，今与尔等约法五章，革除蒙元苛政，共图市面兴旺……

    一、革除‘扑买’恶制

    ……所有商铺门摊税银，概由官府按章直收，再无包税奸徒把持之弊！若有胥吏私设税种、多收少报者，许尔等捆缚送官，查实之后，定斩不饶！……

    二、门摊税按地界分等

    ……城内铺面依地段阔狭、铺面大小、行当种类、营收多寡，各分作三等抽税，力求公允……

    三、牙行典当须持官帖

    ……凡开牙行说合买卖、开当铺典当货物者，须持官府火漆印信凭帖，每五年换发一次，另缴帖金。无帖私充牙行者，货物充公，人犯发配充军！……

    四、房产交易必纳契税

    ……城中买卖房屋田地，须赴税课提举司衙门投税。房契须用官版契纸书写……官府验明无误，加盖‘契税已完’朱印，方为合法红契。私相授受、无帖交易者，若有纠纷，官司不受！……

    五、邀行老共商税则

    ……本月二十日，税课提举司衙门设宴，请各行业行老（每行限二人），共商具体税额和征收办法。尔等可据实禀告行业情弊，若有兴利除弊良策，一经采纳，赏银百两！……”

    杨维桢站在人群中，越看越是心惊！

    他是真正的内行人，在税课提举司任上备受煎熬，深知蒙元税制，尤其是“扑买”（包税制）之弊，简直罄竹难书。

    包税商为牟暴利，往往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而官府却坐享其成，懒政怠政。

    红旗营此举，不仅是简单废除恶政，更提出了一整套清晰可行且注重商民反馈的税制改革方案！划分税等、规范牙行、明确契税、甚至邀请行业代表共议税额……

    这其中的见识、魄力与对民意的尊重，与他所熟知的那个腐朽、贪婪、僵化的蒙元官府，判若云泥！

    他敏锐地感觉到，石山绝非临时起意，此政定然在红旗营之前控制的城池中试行、完善过，否则断不可能如此周详成熟。

    即便如此，此人仍愿在具体细则上听取商贾意见！这份务实与开明……

    杨维桢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石山那年轻却沉稳的面容，再对比自己当年初入仕途时的莽撞与孤立无援，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滋味。

    谁是在空喊口号，收买人心？谁是在切切实实地革除积弊，建设秩序？高下立判！

    一丝隐约的悔意，如同细微的藤蔓，悄然爬上杨维桢的心头。或许，之前在石元帅书房中，自己的话确实说得太绝，太满了？

    但这念头刚一升起，便被他强行压下。自己一生坎坷，何曾轻易向人低过头？

    杨维桢长叹一声，甩袖转身，离开了喧闹的市口，将那布告的内容与周遭商贾们带着希望的议论声，一并留在了身后。

    然而，那颗本以为早已沉寂的仕宦之心，却因这小半日所见所闻，不受控制地泛起了一丝微澜。

    前路何方？是归隐诸暨，终老林泉，还是……

    ……

    PS：历史上，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杨维桢因撰文讥讽江浙行省左丞达识帖木儿弃城而逃，被调离杭州，转任建德路推官。

    两年后，朱元璋遣胡大海攻占建德路，年满64岁的杨维桢逃入杭州富春山避乱。同年，接受元廷江西行省儒学提举一职，因战乱致道路阻隔，未能赴任。

    杨维桢性格狷直，行为放达，导致仕途挫折不断。但前后三十余年数次丢官后，都不遗余力地托人谋求复起，其“官瘾”确实较大。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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