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小伙儿小赵，原本对这些家长里短不太在意，可听刘冰胜说得越来越离谱，不禁停下脚步，冷冷地看着他，“刘叔，您也别把人想得太坏，事情到底怎样，大家心里都有杆秤。”

刘冰胜被怼得脸上一阵白一阵红，却还强撑着面子，“你个小毛孩懂什么！”

可小赵只是撇了撇嘴，头也不回地走了。

如今，村民们私下议论时，更多的是对李芳的同情。

大家看着刘冰胜依旧大摇大摆地四处炫耀、说人坏话，只是在背后默默摇头，心中对他的行为充满了不齿。

李芳出院那天，阳光照在她略显苍白的脸上，那是重获新生的欣慰。

可她不知道，此时的刘冰胜，正站在自己那乱糟糟的厨房里做饭，在为中午吃什么而大伤脑筋。

突然，一阵急促的喧哗声打破了平静。

“刘冰胜，刘冰胜在吗？”有人在院子里喊。

院子里站满了人。

刘冰胜嘟囔着“谁啊，这么急”，不耐烦地走出来，却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几个身着警服的警察站在院子中央，神色严肃，其中一个亮出证件，沉声道：“我们是派出所的，刘冰胜，跟我们走一趟。”

刘冰胜瞬间懵了，脸上的不耐烦瞬间变成了惊恐，眼睛瞪大，嘴巴微张，手里的瓢“啪”地一声掉在了地上。

“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声音里满是慌张。

警察没理会他的质问，直接表明：“李芳的伤情鉴定结果显示，其伤情构成轻微伤，你涉嫌故意伤害，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听到这话，刘冰胜的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脸上一阵白一阵红，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

他下意识地往后退，双手乱摆，大喊：“不可能，就推了她一下，怎么会是轻微伤！这肯定有误会！”

说着，他猛地转身，想往屋里跑，似乎还心存侥幸。

两名警察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去，一人抓住他的一只胳膊，用力将他控制住。

刘冰胜疯狂挣扎，双脚乱蹬，嘴里还不停地叫嚷着：“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我！”

可一切都是徒劳，他的反抗在警察的专业控制下显得那么无力。

随着“咔嚓”一声，冰冷的手铐铐上了他的手腕，他的身子一僵，整个人像被抽去了力气，彻底蔫了下来，眼神空洞，脸上写满了绝望，仿佛不敢相信自己就这么被抓走了。

刘冰胜被抓的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将他的家庭炸得七零八落。

妻子站在门口，望着警察带着丈夫离去的背影，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

她的手颤抖着，费了好大劲才赶到村委会，带着哭腔请求打一个电话，村长一看，只有答应，于是刘冰胜的妻子拨通了儿子小忠的电话。

电话过了好一会儿才接通，因为小忠的寝室没电话，只有到管理员办公室才有，管理员叫小忠的名字，小忠跑过去接听电话，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小忠的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几乎是带着绝望喊道：“小忠，你爸被警察抓走了！”

小忠一听，打了一个冷颤，稍停片刻，他立马追问道：“妈，你说什么？怎么会这样？”

他的声音不自觉地拔高，音调都有些颤抖。

“你爸跟人打架，就是咱们邻居李芳，把李芳打成轻微伤，今天警察来把他带走了，说要拘留。”

小忠听了，手里的电话掉下来，吊在半空，他跌跌撞撞回到宿舍。

电话听筒里传来“喂，喂，喂......”的声音。

他的眼睛瞬间瞪大，脸上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惊恐与慌张。

小忠慌了神，在宿舍里来回踱步，脑子飞速运转，试图想出解决办法。

突然，他想起大学同学小义的父亲在公安局工作。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手忙脚乱地翻找手机通讯录。

找到小义的号码后，他的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几次才点中拨通键。

电话拨通后，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一些：“小义，是我，小忠。我遇到大麻烦了，我爸被警察抓走了，我听说你爸在公安局工作，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他的语速很快，话语里满是焦急与无助，额头上也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小义刚挂了小忠的电话，心里就像揣了只兔子，七上八下的。

他深知这件事棘手，可看着小忠焦急又无助的样子，又实在狠不下心拒绝。犹豫再三，他还是决定拨通父亲的电话。

电话接通，小义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些：“爸，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我同学小忠他爸被警察抓了，您能不能……帮着想想办法？”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不安地绕着电话线，眼神中满是期待。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紧接着传来父亲严肃的声音：“你少管这些闲事！现在正严打呢，他这是自己撞在枪口上，谁也帮不了。”

小义听到这话，心里“咯噔”一下，脸上的神情瞬间黯淡下来，原本挺直的脊背也微微弯曲，像是被抽去了力气。

他张了张嘴，还想再争取一下：“爸，小忠是我好朋友，他都快急死了，您就……”

话还没说完，就被父亲打断：“不行就是不行！这是原则问题，这种忙我不能帮，你也别跟着瞎掺和！”

父亲的语气斩钉截铁，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小义握着电话的手渐渐收紧，指关节都泛白了，他的嘴唇微微颤抖，脸上露出一丝无奈和失落。

他知道父亲的脾气，也明白这件事确实难办，可他又觉得对不起小忠。

最后，他只能低声说道：“爸，我知道了……”挂断电话后，他呆坐在椅子上，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心里五味杂陈。

小义挂断父亲电话后，心情沉重，他明白自己无力帮小忠了。

拨通小忠电话时，他声音里带着歉疚：“小忠，真对不住，我爸说现在严打，这事他实在没法插手，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电话这头，小忠满心的希望瞬间破灭，握着电话听筒的手无力垂下，沉默许久才低声道：“我知道了，还是谢谢你。”

小忠给辅导员请假，回到家里，把小义的答复告诉了妈妈。

妈妈正坐在昏暗的灶台角落里，听到这话，原本就黯淡的眼神更加空洞，脸上的皱纹仿佛在这一刻又深了几分。

她的嘴唇微微颤抖，想要说些什么，却又被无奈咽下，最后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愁眉苦脸地低下头，双手不自觉地揪着衣角，指尖都因用力而泛白。

白炽灯在派出所铁门上投下惨白光晕，刘冰胜的妻子攥着拳头的指节泛青。

儿子小忠缩在电动车后座，校服衣角被夜风掀起又落下，像折翼的蝴蝶。

她刚挂断第七个电话，听筒里机械的忙音混着铁门开合的哐当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刘冰胜的妻子盯着地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就在刚才，她亲眼看见她丈夫被带走。

“妈，真的不能找王叔叔帮忙吗？”小忠的声音带着哭腔。

刘冰胜的妻子转头看见儿子泛红的眼眶，想起他书包侧袋里还塞着李芳送的生日橡皮。

夜风卷着梧桐叶扑在派出所斑驳的墙面上，刘冰胜的妻子摸出烟盒又塞回去。

她想起昨夜刘冰胜醉酒后拍桌的样子，酒瓶碎裂的脆响仿佛还在耳边。那时他脖颈青筋暴起，说李芳欺人太甚，说自己被逼得走投无路。

她突然想起，派出所要对刘冰胜采取强制措施的那个消息。

刘冰胜的妻子数着零钱罐里的硬币，想起白天城管收走的三轮车上，还绑着小忠去年生日要的乐高。

铁门突然打开，穿制服的民警叫她签字，文件末尾“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字样刺得她眼前发黑。

回去路上，小忠突然指着路边烧烤摊说饿。

刘冰胜的妻子摸出皱巴巴的纸币，看着儿子咬下烤串时滴落的油渍，突然想起二十岁那年，刘冰胜也是这样在赶集的集镇上给她买烤红薯。

炭火映着他年轻的脸，说要带她去看海。

电动车碾过减速带的颠簸中，刘冰胜的妻子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一声呜咽。

远处工地的探照灯刺破夜空，像一把锋利的刀，将这个夜晚切割成无数锋利的碎片。

沉默片刻，妈妈缓缓起身，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和决然：“我去派出所求求情，说不定有用。”

她脚步虚浮地走到门口，拿起一件旧外套，手指在衣扣上摸索了几次才扣好，动作迟缓又机械。

晨雾像层潮湿的棉絮裹在派出所外，刘冰胜的妻子对着玻璃门整理衣领，却怎么也抚平西装外套上隔夜的褶皱。

指腹摩挲着包里那袋陈皮糖——刘冰胜每次酒醒都要含两颗，此刻糖纸在掌心沁出细密的汗。

值班室的老式座钟滴答作响，金属栏杆将晨光切割成斑驳的菱形。

接待民警翻动案卷的沙沙声里，刘冰胜的妻子盯着对方胸牌上反光的警号，突然想起小轩课本里夹着的李芳的照片。

那天两个孩子在游乐园举着棉花糖，糖丝在阳光下泛着晶莹的光。

“他不是故意的......”话到嘴边却发苦。

她想起李芳肿胀的脸，想起刘冰胜摔碎的酒瓶，玻璃碴在月光下像散落的星星。

民警递来的纸巾擦过眼角，才惊觉自己早已泪流满面。

走廊尽头传来铁门开合的声响，刘冰胜的妻子猛地站起身。

铁栅栏后，刘冰胜的囚服松垮地挂在肩头，胡茬里沾着草屑，像极了被风雨打落的枯叶。

隔着三米的距离，他哑着嗓子说“别求了”，喉结滚动的幅度却出卖了眼底的慌乱。

刘冰胜的妻子颤抖着摸出陈皮糖，隔着栏杆递过去的手被金属棱角硌得生疼。

糖块滚落时，她听见刘冰胜压抑的抽气声，混着民警“探访时间到”的提醒，在空荡荡的走廊里碎成无数个回音。

走出派出所时，晨雾已经散了。

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刘冰胜的妻子望着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突然发现口袋里的糖纸已经被攥得变形，像极了他们千疮百孔的生活。

出门前，她对着镜子整理头发，干枯的手指胡乱地梳理着，试图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些，可那深深的黑眼圈和憔悴的面容却怎么也掩盖不住。

到了派出所，她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可双腿还是忍不住微微颤抖。

她缓缓走进派出所，眼神中满是惶恐与哀求，走到值班民警面前，嗫嚅着：“同志，我……我是刘冰胜的家属，我想……”

话还没说完，泪水就模糊了双眼，她抬手胡乱地擦着，身子也微微前倾，像是在祈求民警的怜悯。

刘冰胜的妻子走进派出所，灯光惨白地洒在她身上。

她的脚步慌乱又急促，眼睛四处搜寻着能帮她的人，最终停在了一位值班民警面前。

她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泛白，嘴唇微微颤抖，带着哭腔开口：“同志，求您了，能不能把我丈夫刘冰胜放了呀，他真不是坏人。”

民警抬起头，目光里带着职业性的平和与耐心，轻声说道：“大姐，现在正严打呢，放人没那么容易。”

听到这话，她的身子猛地一僵，眼中刚燃起的希望瞬间黯淡，双手下意识地向前伸，像是想抓住什么：“那……那怎么办啊？我家不能没有他啊。”

民警微微叹了口气，解释道：“得找到被害人谅解，还得交钱或者找人担保。”

她的眼睛一下子瞪大，眼中满是无措，嘴唇一张一合，却半晌说不出话。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带着哭腔问道：“那……那得交多少钱啊？我……我上哪儿去找人担保啊？”

说着，泪水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她抬手胡乱地抹着，肩膀微微颤抖，整个人在这冰冷的派出所里显得无比渺小和无助。

“要么交钱，要么找人担保，都要取得被害人李芳的谅解，缺少一样都不行。取得李芳的谅解后，再谈第二步，就是取保候审。要是平时，不在严打时期，这事就不算事，认个错就过去了，毕竟都是乡里乡亲的，但是现在都严格了，认错是不行的，需要让人感到心痛才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罚款，只要出了钱，就会让记忆加深。下次就不会再犯。如果不痛不痒，下回还可能故伎重演。没有长经验教训，估计还会有人受害。现在这么做，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派出所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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