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关中，暑气大盛。

    然而于关中百姓而言，比起过往夏日畏旱抢水，比起去岁冬日的苦寒及今春对蝗祸的忧惧，这个酷暑过得酣畅非常。

    家中十几乃至几十石麦子，地里新种的几十亩豆、糜，总算让他们生出某种踏实之感。

    大河左近的临晋，乃是蝗祸最先显迹之地，五月蝗虫大起之时，此县仍旧受了影响，但百姓昼夜诱蝗捕蝗娴熟不已，蝗群终究没成气候，绝大多数麦田得以保全。

    类似『总算活下去了』的感叹，在冯翊几十个农庄间口耳相传，百姓逢人便问『吃了吗』，几乎成了一种新的风尚。

    田间地头，村舍树下，不乏『丞相恩德、大汉恩德』这般话语，无不发自肺腑。

    毕竟祖祖辈辈，何曾听说过蝗祸将起而被硬生生遏制下去的？即便是乡间最年长的耆老，翻遍记忆，也只有蝗虫过境后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惨状而已。

    而如今，大汉来了，丞相来了，他们活下来了，竟连蝗祸都止住了。

    如此这般，民间感恩戴德，竟有人提议，欲给大汉天子、大汉丞相立生祠供奉。

    对于这些饱历战乱，难捱严冬，在饿死边缘苦苦挣扎的黎庶而言，地里的收成便是天，谁让他们活命，他们便认谁。

    但立生祠还是太过逾礼，郭攸之跟陈祗二人与百姓好说歹说，终于还是把这事给压了下去。

    关中百姓麦收结束，豪强富户田里的粟却正在最关键的灌浆期，关中各地坞堡庄园，无数族长耆老在确认蝗灾已被朝廷控制，不会波及到自家田产后，私下亦是感慨万千。

    面对此等天灾，以往朝廷官府不过天子减膳，罢黜三公，又或徒劳祈禳，推诿塞责而已，如大汉这般，以雷霆手段动员全境，务实灭蝗，且当真卓有成效者，古往今来都可谓独一份的存在了。

    这份担当与魄力及脚踏实地的务实举措，终究为大汉赢得了不少豪富尤其年轻士子的由衷叹服。

    唯独那些原本囤积了大量粟米，准备待蝗灾大起、粮价飞涨时大发横财的粮商，

    望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陈粮和市面上相对平稳、甚至在麦收后略有下挫的粮价，捶胸顿足，将怨气咽回肚里，暗骂几句官家多事。

    十余万关东俘虏组成的官屯，安定南迁的羌汉之民，几千府兵，以及农庄百姓耕作之地，大多是新垦的生地，夹以本就贫瘠的劣田。

    亩产核算下来，平均在一石二斗出头，差些的不过七八斗，好些的能到一石八斗上下。

    这个数字，与关中、蜀中亩产三石的熟稔良田相比，自然不高。

    但前时关中秩序混乱，作为大汉主要税基的大部分自耕农，耕作又近乎于刀耕火种，加上良田多被豪强大宗占据，本就只有贫瘠的田地，更没有什么科学管理可言，亩产同样算不得高，即便是所谓的熟地，也就是两石上下的亩产。

    所以说，一石二斗的平均产粮，对关中百姓而言算不得太差。

    而六月中旬，大部分百姓已种下了豆子糜子。

    若天公作美，秋天再收一轮，那么两季收成加起来，甚至能超过他们原来两石上下的亩产了。

    至此，种麦的好处才无人质疑。

    常理而言，在惯性及对未知的恐惧下，想要实现以麦代粟，往往需要几十年、上百年时间的普及。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得百姓极度依赖祖辈相传的经验，任何轻微的改变都可能被视为灭顶之灾，类似于官方知道『代田法』好，但在广阔的民间就是难以普及。

    好在关中一片废墟，百姓连粮种都匮乏，饿死的威胁近在眼前，朝廷以强势手段推行，借贷的是麦种，使得农庄与俘虏官屯不得不种麦。

    且在官屯、农庄体制下，朝廷还向百姓们提供农具、租借官牛，典农官、典农吏与屯内、庄内耆老还负责传授屯民以积肥、选种、深耕、轮作之法。

    一岁以来颇有成效，百姓乐之。

    可以想见，只要这般下去，待生地两三年后养成熟田，铁制农具与耕作技术进一步普及，那么关中百姓户有余财、家有余粮是必然之事。

    正因如此，麦收过后，原本对加入农庄持观望态度的自耕农，乃至不少原本自愿依附在豪强大宗坞堡庄园内的佃户、荫户，纷纷找到就近的农庄恳请加入。

    朝廷对此来者不拒，迅速将这一千余户新附之民编入现有农庄。

    有了左冯翊的经验，加上太学生一年以来又出了不少典农官，朝廷便在京兆尹、右扶风，先后设下了十余座农庄。

    二郡零散的自耕农，以及那些自愿依附于豪强大宗的荫户、佃户，眼看着朝廷分田分地，提供种种实惠政策，哪里还不识好歹？

    十几座农庄，得户四千余户，一万八千余口，其中近三千户都是不曾在籍的荫户。

    荫户向来是民不举、官不究的老大难问题，为了争取『民心』，朝廷不可能刚入主关中就施雷霆手段，而如今荫户主动脱离豪强大宗，豪强大宗自是无敢言语。

    所谓灰色地带就是如此了，你隐蔽户口我暂时不管，但是隐蔽的户口想要从你坞堡里脱离出来，你却不许他们脱离，这是『汉科』明令禁止的法条，你已知晓并『认可』，敢拦就拿你开刀。

    刚刚夺下关中之时，整个关中的在籍户口不过两万四千户，十二万四千八百余口。

    而在种种迁民、府兵、农庄政策落实之后，今年六月中旬，在籍户口竟直接翻了个倍。

    五万二千余户，二十八万余口。

    其中原依附于豪强大宗的荫户、佃户两千余户，一万余口，不可谓不多，而很显然，这两千余户恐也只是荫户的十之一二。

    要是所有荫户全部清出，几乎能获得相当于一个关中的税基，可惜关中初定，清不得。

    至少等到中原大定。

    在关中麦收的喜悦之后，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百姓面前，如何将坚硬的小麦变为饭羹？

    与易于脱壳蒸煮的粟米不同，小麦的加工要繁琐得多。

    好在这一点朝廷早有准备。

    早在去年夏日，关中初定，丞相便已从陇右等地，以高薪征募了一百余名石匠，专门制造石磨。

    至今年五月，设在长安脚下渭水之滨的官营匠作石坊，已昼夜不停制出石磨四千余具。

    在司工主事马钧主持下，匠作监还于郑国渠、成国渠、漕渠等水流丰沛处建造了几十座水磨坊，供周围府兵、农庄百姓使用。

    磨坊在这年头，相当于一座流水线工厂，是大家族的重资产，财富的象征，如今这些水磨坊，连同那些依靠官牛、官驴驱动的畜力磨坊，大多设在了各处集体农庄及麦作区，是为大汉官营磨坊。

    百姓们可将自家收获的麦子送至磨坊，以麦子或麦糠向坊吏支付少许加工费，便能磨麦成粉。

    而为了在引领风气的官吏及豪强富户间推广麦食，进而带动整个关中饮食结构的转变，

    朝廷早在去岁还都长安后，便以官营的形式，在长安东西两市开设了数家专营面食的食肆。

    这些食肆售卖之物，对于此时的关中堪称新奇。

    暄软香甜的白面馒头，皮厚馅大的肉包，劲道的汤饼（面条），烙得两面焦黄的麦饼……种种色香味俱全的麦面迅速便征服了往来长安的豪商巨贾、世家子弟。

    他们何曾想过，这些植于凉陇，素来难以下咽的麦子，竟能化作如此珍馐？

    不过半年光景，往来皇商食肆，品尝一碗热腾腾的汤饼，或几只白胖的包子馒头，便已成为京兆豪富及商贾间一种新的风尚。

    甚至不少军中将领、鹰扬府兵，在领了赏赐或休沐之日，也愿意跑趟长安，挤在食肆里，就为吃上一碗扎实的汤饼，几个油汪汪的肉包子，大呼过瘾。

    其中，那开花馒头因制作工艺最为复杂，色泽雪白，形态美观，每日限量供应几十份，直接价比金帛，成为身份与财力的象征。

    这股食麦面的风潮，自然也影响到了家中本就拥有田庄、坞堡的豪强大户。

    去年十月，他们眼见朝廷在大力推广种麦之事，便也跟风在自家水浇地旁种了不少。

    今岁麦收后，一些眼光敏锐的豪强大宗，便开始效仿官家，在自家庄园临近溪流处兴建小型水磨，或购置大型畜力石磨。

    这些磨坊不仅是加工自家产的麦子，同样做起了替人磨面、乃至直接售卖精面的生意。

    磨面的技艺，也在需求驱动下开始了发展。

    有经验的磨工开始通过控制磨眼进料的速度，让麦粒在磨齿间得到更充分的研磨和剪切，使得韧性较强的麸皮尽可能形成大片，而麦实则被磨成细粉。

    匠人又制作了不同细密的罗。

    罗底或用细纱、马尾，甚至丝绸制成，将磨碎的麦子倒入罗中，反复摇筛。

    最细腻、最雪白的头罗面，透过罗底落下，便是豪富之家争相求购的上等精粉，价格不菲。

    筛剩下的麸皮碎片再次回磨，再次过罗，得到次一等的二罗面、三罗面，颜色渐次加深，麸皮含量也更高些，价格则逐级下降。

    最后剩余的纯粹麸皮，则多用作牲畜饲料，或流入市场，成为贫苦百姓果腹之物。

    精面制成的肉饼、汤饼、蒸饼，其口感滋味，远非粗糙的粟米饭、麦饭所能比拟。

    味蕾的享受是最直接的驱动力，巨大的需求催生了市场，开始有豪强大户于长安设立食肆，朝廷见此，也乐得放手，不与民争利。

    只要向市掾吏缴纳一笔定额的市租，取得许可，便可合法在长安经营面食食肆。

    于是，短短一年间，长安城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数十家大大小小的面馆、饼铺，市面为之愈发热闹繁华。

    今年麦收之后，那些自家田庄未曾种麦，或是种了仍觉不足的富户豪商，纷纷遣人携粟米前往各农庄，希望能够换购新麦。

    起初，兑换比率颇为混乱，有一石粟换一石麦的，也有一石二斗粟换一石麦的，甚至还有部分奸商跟少许吃不惯麦子的百姓以低价换麦。

    混乱持续了不到半月，左冯翊太守郭攸之与临晋令陈祗便会商定下了章程，通令各农庄：

    凡以粟易麦者，须依一石六斗粟米换一石麦的官定比率方予交易，否则不予兑换。

    此令一出，那些意图低价收购的商贾固然怨声载道。

    但掂量一番后，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这个价格。

    无他，若是要从相对安稳、麦作更为普及的陇右地区千里迢迢运麦至关中，其间人力、物力、损耗折算下来，成本远不止一石六斗粟。

    官定比率虽高，却省去了转运的麻烦与风险，且能立刻得到关中本地出产的新麦，算来仍是划算，而百姓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口粮，自然也乐得兑换，更盼着十月继续种麦。

    而就在关中大地沉浸于夏收夏种的忙碌与喜悦之时，来自东南方向的流民，一开始三三两两、最后成群结队地来到了关中。

    毫无疑问，这群饥民来自受蝗祸蹂躏的武关周边。

    一开始，他们沿着均水河谷挣扎着向北，进入伏牛山层峦叠嶂，期望能在山里找到一线生机。

    武关守将王凌见此无能为力，虽明知这批饥民可能流入关中，亦是不加阻拦。

    据说初离乡井时尚有七八千人，然而饥饿、疾病、劳累以及山林险阻等种种原因，待他们走出商山古道抵达商雒，只剩三千余人。

    镇守商雒的魏延、王平、句扶诸将遇上这群饥民，立即开灶施粥，暂且稳住这些难民性命，随后便安排军士，指引他们继续向西，往长安方向行去。

    这些人，又经过一番颠沛折损，到达长安城下时，已不足三千之数。

    消息报入相府，丞相当即下令，开仓放粮，妥善安置。

    最后，这近三千南阳难民，被引至长安城东、灞水之滨的白鹿原上。

    朝廷拨发了大量军中使用的帐篷，作为他们临时的栖身之所，又发放了斧头、镰刀、锄头等铁制工具，令他们在此定居。

    最后依据左冯翊农庄的成功经验，直接以这近三千难民为基础，在白鹿原上下设立了四个千人规模的农庄。

    白鹿原上，本有零星百来户原有居民耕作于塬上坪地，但大部分地域仍林木葱郁、草莽丛生，兼有鹿獐诸兽可为饥民之食，荆峪沟的溪流穿原而过，又为饥民将来耕作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饥民们自朝廷领了工具，便在划定区域内伐木开荒，砍下的木材正好用来建造屋舍。

    下旬一日，丞相在尚书令陈震、相府长史杨仪、仓曹掾姜维，以及那位因《渭渠论》而名动长安的太学上舍生杜机的陪同下，亲临白鹿原，视察新农庄的安置情况。

    杜机这名京兆杜氏的翘楚，在太学升舍考核中高居第二，去年关中初定时便被举为孝廉，按常例，外放一县县长历练亦属寻常。

    而丞相却将他安排到了这白鹿原上，负责安置数千难民、筹建新农庄等基层事务。

    此举在不少人看来，或有些大材小用，委屈了这位新锐，而那杜氏子却不如年轻的蒋琬一般以此为恶，反明丞相深意。

    若连这数千逃荒饥民的安置都能处置得井井有条，展现出过人的治理才能，那么将来放为一县令长，乃至再为一部太守，安能不游刃有余？

    站在刚刚扎下的营寨前，望着远处有序伐木、清理土地的难民，丞相缓声询问身旁的青年：

    “安置此数千百姓，千头万绪，君将如何着手？”

    杜机闻言，整了整衣冠，便将自己一腹方略与丞相娓娓道来。

    先从稳定人心、保障食宿医药说起，再谈到如何依户分地、组织生产，如何利用荆峪沟水源规划灌溉，如何借鉴临晋等地农庄的奖惩之制以激励垦荒，甚至提及将来庄内蒙学、耆老议事等长远规划。

    他一番言语条理分明，既遵循朝廷设立农庄的基本框架，又针对白鹿原的实地情况，提出了几条因地制宜的细则。

    譬如利用原上的林、坪资源，为朝廷养牛、放马，种植果木，作为庄内副业等。

    丞相静静听着，不时微微颔首。

    待杜机离去，丞相抚须良久，最后才对随行的陈震、杨仪等人笑着赞了一声：“此子非百里之才，乃有一州之器量啊。”

    (本章完)


　　(https://www.635book.com/dzs/80694/67498.html)


1秒记住零零电子书：www.635book.com。手机版阅读网址：m.635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