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反应控制住了吗？”杨平问。

    “皮质类固醇已经减量到维持剂量，体温稳定在37.8度以下。”宋子墨报告，“但脑电图显示，局部脑组织存在异常放电。”

    “肿瘤坏死引起的局部刺激，继续用抗惊厥药预防。”杨平的手指在虚拟影像上划过，放大肿瘤区域。

    观察室里，约翰内森医生已经连续三天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观察记录和技术问题，他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

    “杨教授，”约翰内森通过内部通话系统提问，“我们发现免疫方面的副反应在第二次治疗明显降低，这是有意设计的，还是一个自然过程？”

    杨平略微沉吟：“你的观察很细致，这既是生物学现实，也是设计考量。我们使用病毒载体携带的基因，确实设置了免疫反应的递减程序，这样即使遇到全新的个体，它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也仅仅在第一次治疗，第二次开始它会进行自我调整，对于群体来说，也就是最先一批治疗的患者会出现强烈的免疫反应，后面它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下会逐渐降低副反应。”

    “所以这其实是安全机制的一部分？”

    “是的，这是我们敢于让它大规模应用的基本技术，如果没有这种技术，很容易带来灾难性后果。”

    约翰内森快速记录，心中不免惊叹，K治疗的技术是何等的复杂。这短短几周的观察，他看到的技术细节已经超过了过去五年他在美国接触的所有基因治疗研究。技术的代差不是一点两点，而是整个理念和实现路径的全面超越。

    刚刚杨教授说的这种逐渐降低免疫反应的机制里面设计的基因学和免疫学知识非常前沿复杂。

    隔壁病房，里高扬正经历着治疗以来最轻松的时段，呼吸机已经改为间歇辅助模式，他能够自主呼吸几个小时。罗尔夫坐在床边，用平板电脑给他看公司的最新报表。

    “股价回升了42%。”罗尔夫轻声说，“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开始调整预期，他们对BG集团旗下多家公司的信心在恢复。”

    里高扬眨了眨眼，表示他在听。

    “但压力也更大了。”罗尔夫继续说，“白宫希望我们分享更多技术细节，FDA暗示如果数据充分，可能会在三个月内启动正式审批程序。欧洲和日本的代表团一直在联系我们，希望能交流经验……”

    他停下来，看着里高扬：“所有人都盯着你，盯着这次治疗的结果。”

    里高扬缓缓抬起还能活动的左手，在平板电脑的备忘录页面上，用颤抖的手指写下几个字：“杨教授……说什么？”

    罗尔夫读出来，回答：“杨教授说，等第三阶段结束后，需要做全面评估。如果肿瘤残留小于10%，就算临床成功。但要达到完全缓解，可能需要后续的维持治疗。”

    里高扬沉默了一会儿，又写：“痛苦……值得。”

    “您说什么？”罗尔夫没看懂。

    里高扬闭上眼睛，积蓄力量，然后重新睁开，手指缓慢移动：“这种痛苦……如果能让更多人……不用经历……就值得。”

    罗尔夫愣住，然后眼眶突然发热。他跟随里高扬二十多年，见证过这个男人的冷酷、算计、在商场上毫不留情的厮杀。但此刻，在生死的边缘，里高扬第一次说出了“值得”这样的词，而且是为了“更多人”。

    “我会转达给杨教授。”罗尔夫声音有些哽咽。

    里高扬点点头，然后目光转向窗外。经历了生死之后，他整个人似乎变了。

    ……

    就在里高扬与疾病搏斗的同时，南都省城一家五星级酒店的顶层套房里，六巨头的代表们正在进行一场非正式的秘密会议。

    没有会议纪要，没有律师在场，甚至服务员都被要求不得进入。房间里只有六个人——每家公司的首席谈判代表。

    “直说吧，”施耐德率先开口，“我们不能再这样各自为战了，黄佳才明显在玩分化策略，让我们互相竞价，他坐收渔利。”

    美国的汤普森冷笑：“现在才意识到？一个月前我就说过，联合阵线不能破。但当时是谁说‘差异化竞争更有利’的？”

    “当时情况不同。”日本的佐藤平静地说，“当时我们对技术的真实性和可行性还有疑虑。现在里高扬的治疗数据摆在那里，技术是真的，疗效也是真的。这意味着，谁先拿到合作资格，谁就能在未来十年的肿瘤治疗市场占据先机。”

    “所以我们应该重新联合？”法国的杜邦问。

    “不是形式上的联合，而是策略协调。”施耐德调出平板电脑上的分析图表，“看这里，锐行公布的合作伙伴评估标准：技术承接能力占30%，生产质量控制占25%，市场覆盖能力占20%，定价与可及性承诺占15%，伦理与社会责任记录占10%。”

    他环视一周：“我们六家公司，各有所长。”

    “你的意思是……我们内部分配重点，各自突出优势，然后互相支持？”佐藤领会了意思。

    “正是。”施耐德点头，“比如，佐藤在申请时可以承诺将生产成本降低30%，我们就公开支持这个方案；我们承诺在欧洲建立六个区域培训中心，你们就表态愿意采用统一培训标准。这样，锐行就很难用一家来压另一家。”

    “但这样我们还是竞争对手。”汤普森皱眉。

    “在最终的合作资格上是，但在创建合作框架时我们可以是盟友。”施耐德说，“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联合向锐行施压，要求更合理的商业条款。普惠框架可以接受，但授权费用比例、数据所有权、区域排他性保护期……这些都需要谈判空间，先生们，我们争取合作是志在必得，但是尽可能争取一些有利的条款。”

    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代表们各自思考。

    “我同意这个思路。”英国代表第一次开口，“但我们需要一个更具体的协议。比如，如果一家公司获得某区域授权，在其他公司进入相邻市场时提供必要的渠道支持。又比如，在技术培训和质控标准上，我们建立共享机制。”

    “这需要法律文件。”另一个代表提醒。

    “先达成君子协议，等合作资格确定后再细化。”施耐德说，“我们现在最缺的是时间。锐行下周就要开始接受正式申请，评估期只有三个月。我们必须在这三个月内，向黄佳才证明三件事：第一，与我们合作是最有效率的选择；第二，如果我们联合，也有能力给锐行制造麻烦。第三，如果选择与那些中小企业合作或者让BG旗下的巨头独吞，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制造麻烦？”杜邦挑眉。

    施耐德压低声音：“我收到消息，欧洲医药局内部有声音对普惠框架的‘数据共享’条款不满，认为这可能导致欧洲患者数据流向中国，如果我们在欧洲议会推动相关听证会……”

    “这太危险了。”一位代表立即反对，“这会把商业谈判上升为地缘政治对抗，可能适得其反。”

    “只是备用方案。”施耐德说，“前提是黄佳才完全不给我们合理的商业空间。但现在看，他比我们想象的更精明，也更固执，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对手。”

    汤普森突然笑了：“先生们，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框架？为什么不能联合开发替代技术？”

    房间里再次安静，这是每个人心里都想过，但没人敢轻易再次说出口的想法。

    “我的意思是，可以用开发替代方案来作为谈判的筹码，而不是真的这么做，当然，现在合作只是权宜之计，总有一天我们要开发出替代方案。”汤普森振振有词。

    “你想想法很好，但是你别忘记了，他们比我们了解替代方案的南都，时间根本来不及。”莫罗博士终于开口，这位科学家代表一直很沉默，“我咨询过公司内部最顶尖的基因治疗团队。他们的评估是：即使我们现在开始，投入五十亿美元，要复制K疗法的技术路径，至少需要五年。而要验证安全性、有效性，完成临床试验，再获得审批，又是五年。”

    她环视一周：“十年后，市场会变成什么样？锐行的技术会迭代到第几代？我们等得起吗？黄佳才比我们更加清楚，恕我直言，他的教育背景虽然看起来很糟糕，但是他比你们更懂技术，基于这一点，这次谈判，我们其实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你们斗不过他。”

    残酷的现实让所有人沉默。这就是技术代差最可怕的地方——它不是简单的产品优势，而是整个技术路线的领先。追赶需要的时间，足以让领先者建立几乎无法逾越的壁垒。

    “那就这样定吧。”施耐德最终说，“我们在申请阶段协调立场，争取最优条款。但各自保持申请独立，最后的合作资格各凭本事。同时启动替代技术的预研，哪怕只是作为谈判筹码。”

    没有投票，没有签字，但共识已经达成。六双手先后伸向圆桌中央，叠在一起——一个短暂而脆弱的联盟，在利益面前重新凝聚。

    他们不知道的是，酒店套房里的保密信号屏蔽器，没能完全阻挡锐行安全团队最新一代的窃听装置。三公里外的一栋写字楼里，黄佳才的助理摘下降噪耳机，快速整理着刚刚监听到的内容摘要。

    五分钟后，这份摘要出现在黄佳才的加密邮箱里。

    里高扬治疗的第二十天，三博医院接收了普惠框架下的第一例普通患者。

    不是富豪，不是名人，甚至没有商业保险。她叫李晓云，四十二岁的小学教师，两个孩子的母亲。三个月前确诊脑胶质母细胞瘤，四级，医生宣判生存期不超过六个月。

    她是通过新上线的“全球K疗法患者申请平台”获得资格的，这个平台优先向本国患者开放，然后再逐步向全世界开放。

    这个平台按照普惠框架设计，完全透明：患者提交病历资料，系统自动评估病情严重程度和治疗必要性，然后按照等待时间顺序排列。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没有支付能力审查——因为根据框架，支付能力不足的患者，将由全球治疗基金提供援助。

    李晓云的丈夫王建军，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在得知妻子获得治疗资格时，蹲在医院走廊里哭了十分钟。他们卖掉了老家的房子，借遍了亲戚朋友，原本已经准备放弃，接受那个残酷的生存期预言。

    现在，他们被安排在三博研究所的普通病房，杨平亲自来查房。

    “李老师，我是杨平。”他语气温和，“今天下午我们会开始第一阶段治疗。整个过程大约需要六周，期间您需要住院，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

    李晓云很虚弱，但眼睛很亮：“杨教授……我听说，这个治疗很贵，而且这种新疗法暂时不能被保险公司承认，因为它目前只是临床试验阶段。”

    “根据普惠框架，您的治疗费用会按照家庭年收入比例计算。您丈夫提交的收入证明显示，你们需要承担的部分是总费用的10%，其余由医保和全球治疗基金覆盖。”

    “那……是多少钱？”

    杨平看了一眼病历：“您的总治疗费用评估是八十万元人民币，您需要支付八万元。”

    王建军愣住了：“八十万的治疗，我们只用付八万？”

    “是的，这就是普惠框架的意义——让技术惠及真正需要的人，而不是只有付得起全价的人。”

    夫妻俩对视一眼，眼泪再次涌出，这次是希望的眼泪。

    下午两点，治疗开始。与里高扬的个体化定制不同，李晓云使用的是标准化病毒载体，生产成本降低了70%，让普惠成为可能。

    病室里，宋子墨和徐志良负责整个治疗，他们已经很熟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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