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高扬的治疗进入第三个疗程，这是原定治疗周期的最后阶段，宋子墨和徐志良轮流监控各项指标。

  约翰内森医生问：“如果经过几次治疗还没有完全消灭肿瘤，需要增强K病毒的剂量？”

  杨平摇头：“不需要，随意增大剂量会引起新的免疫风暴，有时候免疫风暴会要命的。”

  “那怎么办？”约翰内森的意思经过三个疗程之后，如果肿瘤还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需要换个思路。”杨平调出里高扬大脑的代谢影像，手指在肿瘤核心区域画圈，“传统的治疗理念是全歼，但在脑干这种功能区，也许可以缓慢逐步歼灭或者带瘤生存，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把肿瘤控制成慢性病。在传统的治疗里，想法是全歼，事实上根本做不到全歼。”

  宋子墨抬起头：“您是说让肿瘤进入休眠状态？”

  “对，如果无法完全清除，就改变它的行为模式。”杨平开始在白板上画示意图，“我们的病毒载体除了携带K因子，还携带了基因编辑元件，如果调整编辑目标，让肿瘤细胞高表达衰老相关基因，进入不可逆的生长停滞……”

  “这需要……重新……设计载体。”徐志良提醒。

  “不用重新设计，只需要调整表达调控序列。”杨平已经在思考技术细节，“我们可以通过超声微泡聚焦技术，在肿瘤局部短暂打开血脑屏障，然后静脉给予小分子诱导剂。这种诱导剂本身无害，但遇到我们载体编辑过的肿瘤细胞，就会触发衰老程序。”

  约翰内森快速记录，但忍不住问：“杨教授，您之前做过类似实验吗？”

  “在动物模型上做过概念验证，但从未在人体尝试。”杨平坦诚，“所以需要里高扬本人的同意。”

  这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在治疗中途转向一个未经临床验证的新方案，风险可想而知。

  罗尔夫听完翻译，脸色苍白，他用颤抖的声音问：“杨教授，新方案的成功率是多少？”

  “没有数据，无法评估。”杨平直视他，“按照现有方案继续下去可以增加疗程，也是一种方法，这样如果无法全歼，以后要经历反复多次目前K疗法，而前一种方法可以一劳永逸，不用反复进行K疗法。”

  罗尔夫闭上眼睛，他想起了里高扬昨天用平板电脑写下的那句话——“如果我的治疗能为后来者找到新路，那就值得尝试。”

  “我需要和他本人确认。

  病房里，里高扬的意识比前几天更清醒，呼吸机已经撤除，他能够用微弱但清晰的声音说话。

  听完罗尔夫的转述，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想起自己确诊复发那天，医生平静地告诉他：“大概还有六个月。”那时候他觉得，六个月太短，短到不够安排后事，不够和每个爱的人告别。

  现在他多活了两个月，多看了六十次日出日落，多听了孩子们六十次视频通话，多感受了六十天作为“活着的人”的体验。

  “杨教授，”他最终开口，声音沙哑但坚定，“如果我失败了，我的数据对后来者有帮助吗？”

  “会有巨大帮助。”杨平说，“无论成功失败，你都是第一个接受这种联合治疗方案的人。你的每一个数据点，都会让下一位患者多一分希望。”

  里高扬点点头，然后笑了，那是病重以来他第一次真正微笑，皱纹在苍白的脸上舒展，像个孩子。

  “那就做吧。”他说，“反正这本来就是多出来的时间。”

  “还有一点我要告诉你，这种疗法其实在灵长类动物实验成功率很高，只是你是第一个临床实验志愿者。”杨平告诉他。

  ……

  就在里高扬准备接受创新方案的同时，李晓云的标准化治疗已经开始。

  与里高扬的波折不同，她的治疗过程平顺得近乎枯燥。每周一次给药，每次给药后监测各项数据，然后等待下一周。肿瘤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从最初的5.8厘米缩小到3.2厘米，再到现在的1.7厘米。

  但今天，例行检查发现了一个意外情况。

  “左侧颞叶出现新的强化灶。”放射科医生指着核磁共振影像，“大小约0.8厘米，形态不像典型肿瘤复发，但需要警惕。”

  她的丈夫王建军听到这个消息时，腿都软了：“不是……不是说治疗有效吗？肿瘤不是一直在缩小吗？”

  杨平亲自查看了影像，然后问李晓云：“李老师，您最近有没有过头痛、视力模糊或者记忆力下降的情况？”

  “头痛有一点……但不是很严重。”李晓云虚弱地回答，“就是觉得脑子有点糊，像蒙了一层雾。”

  “认知功能评估做了吗？”

  宋子墨调出评估报告：“比上周下降了12%，主要影响短期记忆和注意力。”

  杨平沉思片刻：“可能是假性进展。”

  “假性进展？”王建军没听懂。

  “这是K治疗理论上会碰到的现象。”杨平解释，“有时候K病毒攻击肿瘤，会引起局部炎症反应，在影像上看起来像新的病灶，其实是治疗起效的表现。但需要排除真正的肿瘤进展。”

  “怎么排除？”

  “做PET-CT，看代谢活性。如果是假性进展，代谢不会很高；如果是真进展……”杨平没说下去。

  王建军脸色煞白，毕竟这样一半的概率是新病灶。

  杨平看着这对夫妇绝望的眼神，突然说：“还有一个简单方法可以快速鉴别，脑脊液液体活检。”

  “脑脊液？”

  “对，通过腰椎穿刺取少量脑脊液，检测其中是否有肿瘤来源的基因突变和免疫标志物。”杨平说，“如果假性进展，脑脊液中会有大量免疫细胞激活信号；如果真进展，会有肿瘤相关突变。”

  “那……什么时候可以做？”

  “现在就可以。”

  一小时后，李晓云被推入操作室，腰椎穿刺是个小操作，但对虚弱的患者来说仍是一种折磨。当淡黄色的脑脊液缓缓流入试管时，王建军在门外不停地踱步。

  样本被紧急送往基因测序实验室。按照常规流程，结果需要三天。但杨平特批了加急通道，六小时内出初步结果。

  等待的六个小时，像六年一样漫长。

  李晓云躺在病床上，握着丈夫的手：“建军，如果真的是新病灶……”

  “别瞎说。”

  “我是说如果。”李晓云很平静，“咱们已经尽力了，至少我多陪了你和孩子们三个月，这几个月，比什么都值。”

  王建军把脸埋进妻子的手心，肩膀微微颤抖。

  下午四点，结果出来了。

  宋子墨拿着报告单冲进病房，脸上是如释重负的笑容：“假性进展！脑脊液中检测到大量γ干扰素和白细胞介素-2，这是典型的免疫激活信号！肿瘤突变基因的浓度反而降到了检测下限！”

  王建军愣了两秒，然后抱着妻子嚎啕大哭，这一次，是喜极而泣。

  李晓云轻轻拍着丈夫的背，眼泪也流下来，但嘴角是上扬的。

  “不过，”宋子墨补充，“免疫反应确实很强，可能需要再次短期加强抗炎治疗，控制一下症状。”

  “没问题！只要能治，什么都行！”王建军擦着眼泪说。

  这个插曲被记者全程记录，当晚的报道中，旁白这样说道。

  “在尖端医疗的光环下，真实的治疗过程充满了不确定和焦虑。普惠的意义不仅在于让普通人获得治疗机会，更在于让他们在疾病的不确定性中，依然保有尊严和希望。”

  视频里，李晓云平静的面容和王建军喜极而泣的画面打动了无数观众。二十四小时内，全球K疗法患者申请平台新增了三万份申请。

  ……

  就在所有人关注两位患者命运时，布鲁塞尔传来一个爆炸性消息。

  欧洲医药局（EMA）突然发布了一份长达五十页的“技术立场文件”，对K疗法提出七项“重大关切”。核心问题是数据安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患者基因组数据、免疫系统数据、脑功能影像数据，将全部存储在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上，这可能导致欧洲公民最敏感的健康信息外流，违反《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文件建议：“在数据主权问题解决前，暂停K疗法在欧洲的一切审批进程。”

  消息一出，全球哗然。

  锐行总部，黄佳才连夜召开危机应对会议。

  “这是赤裸裸的技术壁垒。”法律顾问愤怒地说，“他们之前对数据问题只字不提，现在看到治疗有效，就突然抛出这个问题，明显是拖延战术！”

  “谁在背后推动？”黄佳才问。

  助理调出情报简报：“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法国人和德国人在欧洲议会和EMA内部做了大量游说工作。他们试图推动一个修正案：要求所有在欧洲使用的医疗技术，患者数据必须存储在欧盟境内服务器。”

  “这是针对我们的专门条款。”黄佳才冷笑，“但表面上他们可以打着‘保护欧洲公民数据安全’的旗号占据道德高地。”

  “更麻烦的是，”国际事务总监补充，“如果EMA真的暂停审批，我们正在谈判的欧洲合作伙伴会立刻退缩，普惠框架在欧洲的落地可能延迟一年以上，不利于我们快速展开国际化。”

  “我们需要回应。”黄佳才说，“但不是情绪化的反驳，立即起草三点声明：第一，尊重欧洲的数据保护法规；第二，锐行愿意与EMA合作设计符合GDPR的数据管理方案；第三，建议成立由中欧专家联合组成的数据安全监督委员会，确保透明。”

  “这不够强硬。”有人反对。

  黄佳才说，“这是规则层面的博弈，我们需要展现灵活性，同时坚守底线。我们的底线是数据必须由治疗团队实时访问，因为治疗决策需要基于实时数据，但我们可以接受数据在欧盟境内做镜像存储，接受联合监督。在坚持我们的原则的同时，我们要适当展示灵活性，熟悉我们目标市场的规则，只是用强硬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他顿了顿，声音转冷：“但有一点要明确：如果EMA坚持完全的数据本地化存储，导致治疗决策延迟，影响患者安全，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欧洲市场的优先级，毕竟，世界上需要这项技术的，不只是欧洲。所以，我们在应对规则的同时，也要推动舆论的波澜。”

  这是一个微妙的威胁，暗示可能优先考虑亚洲、非洲、拉美等对数据流动更开放的市场。

  声明发出后两小时，黄佳才接到了施耐德的电话。

  “黄先生，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很遗憾。”施耐德的声音听起来很诚恳，“EMA的立场不代表我们的立场。我们依然希望与锐行合作。”

  “但你们是推动这个议题的主要力量之一。”黄佳才直截了当。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们是提出了关切，但没想到EMA会如此强硬。不过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如果锐行能与我们合作设计数据解决方案，既能满足监管要求，又不影响治疗，我们就能向EMA证明，合作是可行的。”

  “所以这是一个‘创造问题再解决问题’的游戏？”

  “商业世界有时就是这样。”施耐德没有否认，“但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锐行展现出灵活性，我们会全力推动方案通过，我们在EMA内部的影响力，比您想象的要大。”

  挂断电话后，黄佳才陷入沉思。

  施耐德的话半真半假，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欧洲巨头确实有能力影响监管，既能让事情变糟，也能让事情变好，关键在于价码。

  他打开电脑，开始起草一份新的提案：《关于建立中欧医疗数据安全互信框架的联合倡议》。核心内容：在法兰克福建立K疗法欧洲数据中心，作为中国主数据中心的镜像；成立由中欧双方各五名专家组成的独立监督委员会，负责数据访问审计；患者有权选择是否将匿名化数据用于科学研究。

  这份提案既满足了数据本地化存储的要求，又保证了治疗团队的数据访问权，还赋予了患者选择权。更重要的是，它把数据问题从“中欧对抗”变成了“技术解决方案”。

  黄佳才把提案发给施耐德，附带一条信息：“如果你们能在一周内推动EMA接受这个框架，你们将在欧洲合作伙伴评估中获得额外加分。”

  开拓国际化市场不能靠强硬和一腔热血，而需要策略，需要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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