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千道一万，此次突发的奴籍案，到底对长安朝堂意味着什么？

    乍一眼看上去，不过是一次出人意料的突发事件，在不明力量有意无意的推动下，发酵成了一场吹响汉家官场的反贪风暴。

    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一件原本稀松平常，再寻常不过的非公室告，在天子刘荣的刻意推动下，发酵成了一场遍及天下范围的大辩论。

    辩题为：官员到底该不该贪污、腐败？

    汉家对于官员的道德要求，底线到底在哪里？

    是和太宗孝文皇帝那般，对贪污受贿者‘赠金以愧其心’？

    还是如过往这些年般，听之、任之、由之——任凭天下官员上下其手，吃的大腹便便、满嘴流油，却置之不理？

    还有；

    对于官员的经济，以及官员与官员、官员于豪强之间的利益关系，究竟有没有针对性的限制？

    比如：不允许官官相护？

    亦或者，是不允许官员与豪强往来，亦或是不允许官员收受‘贱籍’，也就是商人的贿赂？

    更有甚者——存不存在，或者能否出台一项新的限制，在汉家现存的贿赂之风盛行的情况下，禁止官员为了某些特殊的事，而收受特定人群的贿赂？

    这个话题很宏大，也很深刻。

    却很难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因为在人类发展史上，对与错，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好比殉葬制度——并不是从最开始，妻儿老小、奴仆随从一并殉葬，一夜之间就变成不允许殉葬。

    而是一点点、一点点的改进，发展。

    从最开始的‘按户口本集体殉葬’，发展成子女不殉葬，再到正妻不殉葬……

    最终，殉葬的便只剩下奴隶，以及与奴隶并无本质不同的妾室。

    随着华夏文明从奴隶制社会，正式踏入封建制社会，殉葬制度这最后的残存，便也随之近乎消失。

    而这，也正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对错观念’形成的完整过程的缩影。

    贪污腐败、收受贿赂，也是一样的。

    ——对于贿赂，华夏文明也并不是最开始，人人都争做和珅，然后一夜之间，又都变成两袖清风的廉洁官吏。

    这也是有发展历程的。

    最开始，官僚群体，确实是本能的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其私人利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慢慢发现：官员谋私，是对整个社会成员、对集体的重大伤害。

    但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浩浩大势不可阻挡。

    怎么办呢？

    无法急刹车，就只能一点点争取。

    争取的方式，则是从最开始的无可奈何，先迈出第一步：倡议。

    ——接受贪污、受贿行为的存在，不去否认这一现象的合理性，而是从道德层面，倡议官员尽可能少贪污、少受贿，多以集体利益为考量标准。

    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官员，想要追求两袖清风的道德、精神层面的收获，倡议便进一步转化为共识，并荣辱社会普行价值的鄙视链。

    比如：天下人一致认为，贪污腐败不道德，贪官污吏应该被鄙视。

    但这个阶段，也同样不轻松。

    因为这极度违背人性。

    官僚是如何产生的？

    正应了后世那句名言：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官僚在成为‘官僚’之前，需要先学得文武艺，也就是具备才能。

    且获取才能的过程，具有非常强的目的性，功利性。

    强身健体，练舞从军也好，舞文弄墨，入仕为官也罢——学得文武艺的手段，货与帝王家才是目的。

    既然是‘货’与帝王家，也就是将自己的才能出卖给统治阶级，那自然要换回与之相应的利益，才能算是‘货与’。

    这里的利益，可以是官员身份带来的权柄、超然社会地位，以及特权。

    自然，也包括经济层面的利益。

    华夏上下两千年，升官发财四个字，几乎是从不曾被一分为二的。

    ——升官就意味着发财，发财最好的方式就是升官。

    为什么？

    当然不是因为升了官，就能得到更高的俸禄，而是升了官，掌握了更大的权利，就能为自己牟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所以，千里作官不为财，是反人性的。

    做官求升官，升官为发财，才符合人性‘为己谋利’的本能。

    众所周知，反人性的价值体系，只能通过两种手段达成。

    要么，是通过‘软’的手段，即道德标准、价值认同来引导。

    要么，是通过‘硬’的手段，也就是律法、赏罚制度来限制。

    前者更省心，后者更省事。

    且二者也可以并行。

    举个很浅显的例子。

    真实的人性，几乎是‘唯利是从’的。

    在人性的趋势下，人们几乎只会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却根本不在乎这件事，是否损人利己。

    如果一个人，真的完全尊重人性、原始本能，那这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是为了让自己开心、获益。

    比如，看上别人的东西了，就抢回来。

    拥有了，就获益了、开心了。

    至于别人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好意思，人性的字典当中，并没有怜悯和同情。

    再进一步——看上别人的女人了，也抢过来。

    占据了，也获益了、也开心了。

    至于这个女人的丈夫？

    与我何干？

    好处我都想占，责任我都不想负，别人的死活我都不想管——这，便是人性。

    这，才是人性。

    很丑陋，很邪恶，却是人类，乃至绝大多数生物的原始本能。

    也正是这种原始本能，支撑着生物在各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得以延续。

    但这种邪恶的天性、本能，也显然不利于群体、社会的构建。

    于是，在群体社会构建初期，便开始出现‘群体共识’。

    比如，为了保障大家伙的利益，所有人共同约定：不能偷、抢彼此的东西，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就伤害他人。

    大多数人遵守了这个共同约定，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公约’，但也还是有一小部分人，或主动、或被动的违反了公约。

    于是，原本只是禁止做某事的公约，又多了一条针对违反者的惩罚措施。

    在原先的：不能偷东西、抢东西，不能随意杀人、伤人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句：如果违反这条约定，就要被放逐/被孤立/被囚禁。

    至此，公约演变成了法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又发现：仅仅只是法律——仅仅只是‘违背规定就要受到惩罚’的威慑，仍旧无法完全杜绝极少数个体，做出危害群体的事。

    于是，除了‘你要是敢这么干，你就要收到这样的惩罚’这种硬性法律体系外，又产生了一个‘如果你这么干，大家都看不起你、鄙视你、孤立你’的软性道德体系。

    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二者逐渐组合成为了社会架构的根基。

    小偷小摸，大家鄙视你；

    偷的多了，大家孤立你，远离你；

    偷出大事儿了，官府就要逮捕你。

    通过这种阶梯型、从软到硬，从社会道德层面，到法律制度层面的递进式惩罚制度，最终成为了人类文明的社会构建基石。

    但还是那句话。

    人类文明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是非、对错观念，是一夜之间形成的。

    ——古早时期，男女之间看上彼此，那是上去就能一棍子敲晕，然后拖回山洞造娃的！

    那会儿，可没人觉得这不对。

    慢慢的，人们一致认为：被敲闷棍有点疼，而且有被敲死的风险，能不能稍微改一下？

    如果看上对方了，能不能别敲闷棍了，过去张嘴说一声，让对方乖乖跟你回山洞，可好？

    等对方不乐意，你再把人家绑回去，也总好滚敲闷棍。

    就这方式，放在哪朝哪代，不是奸淫妇女？

    但在古早时期，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共识。

    而人类从古早时期‘看上对方就敲闷棍’的原始求偶方式，一步步发展到三媒六娉、婚娶结亲的文明社会求偶，是一点点发展、进步得来的。

    同样的道理。

    官员贪污腐败，在最开始，那就是大家都认同的。

    ——做官不就是为了发财？

    你别看现在，我骂当官儿的不要脸！

    等我当了官，我能比他还不要脸！

    慢慢的，大家才逐渐发现：这样不行。

    对群体、对社会的危害太大了，也太耽误正事儿了。

    于是，新的公约、共识开始出现——捞钱可以，但尽可能不要耽误群体的正事儿。

    只要能把事儿都办好、能把地方治理好，那贪点儿、捞点儿，也是题中应有之理了。

    ——你不能指望人家白干活吧？

    人家‘学得文武艺’，凭啥给全天下的普通人打白工？！

    人家有那个本事做官，就该得到相应的利益！

    而今汉室，便正处于这个阶段。

    ——对于贪污、腐败，这个时代的人们，还不像后世新时代的民众那般，深恶痛绝。

    因为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看来，当官，似乎只有‘谋利’这一个目的。

    准确的说，任何特殊的才能，似乎都应该换回相应价值的利益。

    比如猛人勇士，在战场上杀敌建功，就该得到封赏！

    比如文人墨客，能提出对国家有利的建议、提出对国家有利的政策，那就该加官进爵。

    更何况官职，本身也是封赏的一种方式。

    这就使得贪污受贿，在这个时代，有着后世人难以想象的社会接受度。

    向贪官污吏扔菜叶子的事儿，在如今汉室几乎不可能发生。

    如果某个官员，因为贪污受贿落马，人们绝不会说‘活该’，而是会猜：难道是捞钱的时候，忘了把正事儿也办妥了？

    如果是，那才活该。

    不是捞钱落马活该，而是耽误了正事儿落马活该。

    如果不是，那就是帝王刻薄寡恩了。

    ——捞个钱而已，何必如此大惊小怪？

    做官捞钱，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人家辛辛苦苦掌握才能，好不容易才做成官，捞钱是本分，不捞是情分。

    清廉的官员，确实值得敬佩、崇敬，因为人家道德高尚，能做常人做不了的事、抵御常人无法抵御的诱惑。

    但捞钱的官员，也没那么值得唾骂、鄙视。

    毕竟人家是做官，而不是做道德模范。

    官员嘛，会办事儿就行。

    能办事儿，就是好官，办不成事儿，才是坏官。

    至于捞不捞钱，根本就不重要……

    这样的价值体系——这样的社会普世价值导向，自然就使得这个时代的官员，贪污腐败起来无比的坦然。

    就好像贪腐才是常态，不贪反倒是自己亏了。

    然后，奴籍案发，并在天子刘荣的刻意推动下迅速发酵。

    发酵到最后，已然是引发了一场大思考。

    ——官员，真的应该贪污腐败吗？

    天下人——至少朝堂中央，亦或是天子，真就应该放任官员以公谋私，损人利己吗？

    对于后世人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

    贪污腐败，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政权，乃至对一个文明的伤害，也同样不必赘述。

    问题的关键，也就在这里了。

    ——原本，大家都是遵循着本能，仿佛‘饿了就该吃饭’‘渴了就该喝水’般，下意识认同‘官员就该捞钱’的观念。

    而此次奴籍案所引发的思考，则直指官僚体系，与政权、文明之间的核心冲突。

    即：官僚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天然就会或多或少的，获取统治阶级的部分权利。

    这部分权利，本该帮助官僚阶级，更好的成为统治工具。

    但官僚阶级除了‘官僚’这个身份标签，也同样是整个社会的一份子。

    这使得他们，也有着七情六欲。

    于是，官僚掌握的权利，就被用到了谋求私利之上。

    ——统治阶级当然希望自己给的权利，全都被用于‘公事’。

    而官僚群体，也同样希望自己的权利，能全都用于为自己牟利。

    二者的矛盾算不上尖锐，却是极难调和。

    于是，你进我退，你退我进。

    ——统治阶级不管，官僚们就放浪形骸，大肆谋私。

    毕竟不捞白不捞。

    ——统治阶级强势，官僚就怂一点、乖一点，收敛一点。

    毕竟板子打下来，可是很疼的。

    (本章完)


　　(https://www.635book.com/dzs/22400/67295.html)


1秒记住零零电子书：www.635book.com。手机版阅读网址：m.635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