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阳城外，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弹坑边的泥水早已混着血痕干涸，空气中弥漫着焦土与铁锈味。

刚刚结束的一个多月激战，把城郊的丘陵、水田与村镇碾成了没有分界的废墟。

汤恩波的三十一集团军十三军正从阵地后侧撤下第一线部队，

接替的预备队神情麻木，脸上抹着干血与黄土，甚至还来不及擦拭枪管的焦痕。

第十师团的炮火曾日夜不停地覆盖这里，每一条沟壑、每一道土墙都被火力压了又压，

守军把这片阵地称作“血线”。

但最终，血线还是没有崩。

在义阳南部，张至宗、李品仙两大兵团一南一西死死顶住了日军主力的推进，让战场维持在一种近乎扭曲的对峙之中。

汤恩波的部署堪称典型的两线作战，一部死守义阳，一部则调集炮兵与步兵协同向南挥捅，

作为机动部队配合张、李两部牵制日军正面。

九月到十月，战事像是胶着进了沼泽。连续数十日的反复争夺，使双方都陷入极度疲惫，

战线推不得，撤不得，攻下又失守，守住也难稳固，各处皆是拉锯战。

而就在这种近乎崩溃的临界点上，同盟军统帅部下达了一道命令：

——豫省、晋省的第一、第二战区同时对战区内日军展开突然攻击。

这是一次战略性试探进攻，也是一次精算下的风险博弈。

统帅部策动了大范围战役性试探攻势，令豫东日军将兵力再次压上黄泛区边界。

而接到密令后的包国维迅速调集训练完成后的第十一军一个师和两个独立总队，在一昼夜之间大规模南下。

部队悄然穿越豫中，趁夜突入螺山以北地带，绕过正在进攻义阳城的日军主力，于十月上旬突然出现在日军第十师团侧翼。

袭击发生在十月一日当天清晨四点四十。

炮火如同从雾中劈出，直接打乱了第十师团的侧翼警戒。

守军仓促应战，不到两小时，前线通信中断，螺山阵地被撕开缺口。

日军不得不弃阵后撤，十一军22师乘胜追击日军，日军连日来在义阳苦战，士气早已经不如战前，

部队从军官到士兵都十分疲惫，如今听说侧翼被包围，便一路退回至荒川，一路上留下大批弹药辎重与受损装备。

南线的主攻部队仍被张、李、汤三部纠缠压制，日军正面推进未果，而东线又被豫东军从后方扯开。

十月三日，张至宗敏锐的发现了日军的兵力变化，与李品仙合议后，为变守势为攻势，由汤恩波南线主力全军出击，破其一点，

张、李两大兵团开始前压。

汤恩波也意识到这是自己的翻身仗，当即亲率部队进攻日军第三师团，经4天苦战，予南返日军以重创，

十月七日收复礼山县。

这一变故让岗村宁次彻底明白，战机已失。

22师的突袭不只扰乱了战线，更让整个战区的后勤补给开始失衡，濒临崩溃的后勤早已经让前线的部队怨天尤人。

1940年10月11日，岗村宁次下令，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全线后撤。

义阳会战，自此以同盟军的惨胜告终。

“惨”在伤亡惨重、弹药匮乏，第五战区主力几近掏空，几支能打的部队都打出了血与命，

尤其是汤恩波麾下三十三集团军，几度陷入孤军鏖战的境地。

“胜”则在以三比一的伤亡比，彻底挫败了日军试图在武城会战后扩大战果的企图。

随着日军退潮，战线回到了武城会战前的对峙状态。

义阳城外围那些反复争夺的山头，再次插上了同盟政府的白日旗。

这场会战中，汤恩波打出了他这一生最漂亮的一战。

三十三集团军尤其是十三军表现抢眼，左右分线皆守皆进，打出了韧性，也打出了气势。

战后不久，统帅部连发嘉奖，议长更在南山官邸亲书“华中柱石”四字相赠。

而在日军的军报通电中，汤恩波被列为天字第一号作战目标，言辞直言：

“其调度强硬、运兵机巧，需尽快解决。”

义阳战后，同盟党趁势设立鄂豫皖三省边区总部，三十三集团军南下，汤恩波出任总司令，将总部设于义阳。

豫省从此分为三力鼎立的格局：第一战区长官卫理皇坐镇的豫西洛阳、第十一军包国维的豫东郑城以及三十三集团军汤恩波的豫南义阳。

自此，华夏战场正式进入对峙阶段。

战争没有结束，只是暂时缓了一口血腥的气。

……

战后，豫省地区的军政系统几乎同时进入“满负荷状态”。

最先动起来的是豫南汤恩波的三十三集团军。

在义阳前线勉强站稳脚跟之后，汤恩波没有丝毫喘息，就亲自坐镇螺山，

将整条战线向前推移了三十里，在丘陵带上划出一片防线构建区域。

随后，一道命令从集团军司令部发出：“螺山防线，必须在四十日内成型。”

于是，沿线百姓便开始了苦难的军令施工期。

三十三集团军工兵牵头，地方保安队、宪兵分段接应，调集百姓万人，

驱赶百里之内村庄居民，命其“自备口粮、铁锹、锄头”，昼夜不停开挖深沟工事。

沟宽三丈，深一丈八，南起茶棚口，北至荒岭寺，全线一百四十余里。

沿线所有祠堂、庙宇、路神龛、祖坟屋、废旧水车，全拆。

甚至连还算完好的民房也没能幸免，只要地势合适、砖头结实，就被立即标记——“征作军用”。

汤恩波的部队开到哪里，哪里就得立即腾出地皮，修建军营、营房、弹药仓库、战地剧院。

而用于建设的劳力和物资，砖取墙，木拆梁，青石做地基，所有一线所需建材，全都就地征收、无偿征。

老百姓形容得最直白：“连家里柴火都给扒走了，谁敢说话？”

坊间甚至传出一句话，传得颇广：

“汤恩波要盖房子，连龙王宫都得拔掉。”

这话虽不中听，却没人敢反驳。因为那年十一月，有一个叫观水村的地方，被整村迁出，

只因村口有块青砖夯实的龙王庙，正好在“剧场工程”预定位置上。

庙被拆了，砖被拉走垫台基，连龙王的石碑都被锤碎填沟。

百姓跑去求情，镇上的警备长官只是冷冷地答：“打不赢仗，谁都活不了，活不了，求神有用？”

没人再说话。

南边的三十三集团军还在螺山一线挖沟筑壕，征地拆庙，营房盖得像滚雪球一样往前推。

而在豫东，第三绥靖区则进入了另一种节奏。

在包国维的主导下，郑城以东的十数处大型粮仓陆续封顶，

一批批粮食从关中、鄂省，甚至从东南亚绕道港城、鲁省转运而来，再经水路、铁路、公路三线并举，昼夜押运入库。

沿途布设岗哨，宪兵、警卫、铁路守备队联防值守，几乎到了“过一车粮，核查三次”的程度。

第十一军宪兵处、后勤处、第三绥署民政处联合监督粮食入库工作。

一切谨慎至极，毫无松动。

与此同时，在第三绥署的配合下，一项针对豫东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步展开。

——截至十一月中旬，全区共打井三百四十八口，重点布设于黄泛区边缘以及数十个人口高密度村镇和重要军事设施处。

井深平均超过五丈，部分地区更深入至八丈以下，抽出的水清冷甘冽。

——为配合深井抽水，豫东联合商社还从青岛、沪上订购了风力水泵风车七十二台，陆续安装于豫东平原主灌区。

这些风车依靠高空气流带动螺旋翼片，连接机轴带动水泵，将地下水缓缓抽升。

白天风一来，风车便“咯吱咯吱”响成一片，村里孩子们围在旁边看，吓一跳笑一跳，说那是天上的机器。

这些工程项目的背后，是包国维私人资产的持续缩水。

他在墨西哥控股的种植业公司，如今已被四大家族相继入股，每年盈利不得不按照原协约条款让出三分之一以上。

而另一头，在阿美莉卡，雷神公司虽然赶上了欧罗巴战火扩大的红利期，但在整个军火体系里，

真正的大单一早就被春田兵工厂、温彻斯特、雷明顿那几家老牌枪支武器军工巨头牢牢握在手里。

那些集团背后不只有技术，还有国会、军方、银行三层联合保证。

他们以主承包商的名义拿下订单，再按层级通过战时分包体系向下发包，外头人看似有机会，其实都是进不了门的外围跑腿。

雷神公司想挤进去，只能靠早年安敬贤苦心铺设的关系网——那些维系在阿美莉卡参议院、众议院和军队之间的灰色线路。

钱从不直接送达。

但它知道路——一层一层过账，一笔笔打到正确的账户上。

政治献金、议员家属名下的基金会、慈善晚宴的匿名捐赠，退役将领与现任议员主办的“国防讲座”，

甚至包括某些政界人物所出版的回忆录、自传赞助，只要有人牵线搭桥，雷神公司的名字就必须印在支票下方。

有时是陆军军械署的中层合同审计员，

有时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研究预算专员，偶尔是某位州长秘书的弟弟开设的基金会，

也可能是白宫预算局在假期时主办的国防工业座谈会。

一笔笔合规的金钱，最后流向了预算、合同、法律、军区、舆论、工会的最深处。

凭借着多年在阿美莉卡埋下的美元攻势，雷神公司逐步撬开了战时军火市场的缝隙，订单开始稳定增长。

收益也随之扩大，成了包国维维系豫东建设的最主要资金来源。

但除去必要的流动资金与美元资本链条，包国维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积蓄”。

雷神公司的收益有相当部分直接转入包国维在花旗银行的账户中，后由花旗银行沪上分行经理葛灵牵线，

将资金引入钱庄和商会的周转，最终流入第三绥靖区军务特别经费账户，随即被投向一条条看不见回报的建设项目，

基建本就是国家投入中最容易亏损的部分——回报周期长，效益不明确，养人无数。

除此之外，他手中还养着数万人的部队，全部为原模范师系统的直系部队，精挑细选、战力强悍，供给标准却远高于中央编制规定。

统一后勤、军饷加作战津贴、战功抚恤、弹药消耗和储备……甚至连肉食和军粮都比邻近部队多出一成。

靠着统帅部每月划拨的军费？根本不够塞牙缝。

但包国维知道，这笔账不能细算，也不能停，

打日本人、保家卫国虽是天经地义，可以用将士们的爱国热情来代替军费，

但是口号喊得震天响也得填饱肚子才是，更何况，保障后勤补给充足以及爱国精神教育这物质、精神双重BUFF的加持，

是包国维与日军作战而不落于下风的决胜宝典。

而就在日军正以高压手段扫荡沦陷区、强制收缴资源补充军队的同时，同盟政府也在拼死打通滇缅公路。

日军封锁沿海线，使得绝大多数对外军购只能从滇西和北方进入。

北边靠的是蒙甘线接入的罗刹援助，而南线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则成了同盟政府的另一条重要对外线路。

资源倾斜导致的滇南大开发，使得四大家族纷纷入股滇缅交通走廊的运输公司与口岸工厂。

包国维也凭借着陈立府的关系网入股了其中一支，高停云本家新组建的高氏运输贸易公司开始通过缅甸四处订购、粮食、橡胶等资源……

一部分进工厂，一部分养军队。

此事原本在军界鲜有人知，直到几位驻南方将领得到消息：包国维靠做生意在养兵。

这下，军中震动了。

没人知道他做的具体是什么生意，但不少人终于解开了一个心结：为什么他能带出那样一支经打的队伍。

湘省方面，王尧武更是受到影响，干脆在部队驻地开了军民合作的饼干厂。

他雇佣了难民妇女，用粗粮掺糖蜜压制成耐储军用饼干，改了配方也改了包装，成批运往各地前线和黑市。

饼干收入不多，但也能缓口军饷。

王尧武自己说：“小钱供得上兵，大钱还得靠朝上。”

这让他得了个绰号：“饼干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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